老士绅对面的另一名老士绅听了他的抱怨，也感同身受地说道：“是啊，现在我家的租子都从一石降到八斗了，实在是没办法，不降的话，那些刁民不就进城去扛活了？哼，这些奸商大发其财，背后却是民生困顿，着实可恶！本来士民工商，商居其末，各司其职，社稷才能稳稳当当的，可现在都成什么样了？商人都爬到头上去了！”
“说的有理！之前《清流》上宝斋先生呼吁禁民入城，你可读了没有？”
“读了，读了，真是雄文呐。不过可惜，总有一帮后生宵小不识抬举，拿着些粗俗邪书鼓吹‘自由贸易’，世风日下，可悲可叹。”
“呵，他们不过是赚了点快钱，就不知道自己姓甚了，想着摆脱规矩约束了。什么自由贸易啊，不过是无法无天罢了。那哪里是赚钱？是掘祖宗的根啊！我们这些老人好心规劝，还被他们骂个食古不化——”
“嘟！”
一声清脆的汽笛突然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两人下意识往窗外望去，只见不远处的黄埔塘上一艘冒着黑烟的小艇正拖着一艘大海船停泊到码头上。
两人不禁又摇头叹气起来：“看，如此炸响，如此黑烟，这得坏多少风水？真是坑人啊。想当年的上海多么安静祥和？现在硬生生被变成了一处妖邪乱舞的魔窟！”
……
与此同时，临安。
“重农之重，在于使农富，而非使农贫；在于使耕者富，而非使有者富……”
西湖西岸，奢华的园林“后乐园”中，贾似道正襟危坐在一张红木大桌之后，面色不愉地读着一篇《劝农新书》。
该文由一名在行在候选的承议郎柳安所著，实际上贾似道并非第一次读到了，之前柳安就曾呈于他看。不过当时贾似道没怎么在意，直到后来柳安把他投稿到《江南新闻》，并在这个大报上刊登出来、引发了热议，贾似道才重新把它翻出来看。
重农抑商一向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传统，因为以他们落后的经济观念来看，只有农业才是真正创造财富的根本，而商业只会惑乱人心。不过对于宋朝尤其是南迁之后的临安朝廷来说，并不怎么看中这一点，反而要依仗商业带来的巨额税收来维持政权，所以是不抑商的。只不过，毕竟这是千年传统，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不管实际上是怎么干的，口头上总是要表明自己重视农耕胜过财富的。
而近年来，江南舆论界竟然重新兴起了一股“重农抑商”的风潮，主张管制商业，重新回到土地-农业这一封建社会的根本上去。
之所以有这么一股开倒车的风潮，实际上是对另一股“重商”风潮进行的反击。来自东海国的一系列经济学、金融学和社会学知识传入江南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被它们的高深和逻辑性折服的同时，也发现这套思想极为契合自身的利益——他们往往是有着经商传统的家族，想要的不就是赚更多钱、受更少的管制吗？现在有一套完善的理论说他们的想法完全是正确的、利国利民的，这怎么能不被他们认可并吹捧呢？这便是所谓的重商风潮了。
而在东海商社的带动下，这个稚嫩的商业阶层在这些年来越发壮大，声音也就越来越宏亮。但相应的，有人受益，必然也就有人会因此而受损，最直接的损失就是在人口上——新兴的商人把佃户都雇走了，不就没那么多人愿意拿出五成乃至七成的收成来租佃他们的土地了？这些利益受损的阶层，也就是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他们虽然利益受损，但嘴皮子可不会受损，自然就搬出传统的重农论来，与新兴商业阶层打嘴仗了。
不过，这篇《劝农新书》之所以引发了热议，不是因为它契合重农派的立场，恰恰相反，它是站在重商派的立场上。文中，柳安指出所谓“重农”，重点不应该是把人困在土地上，而是应该让农民有更多的产出，而传统士大夫的租佃经济非但没有让土地产出更多的东西，反而还抑制了农业潜力。此文一出，立刻成为重商派手上的有力武器，沉重地打击了重农派的气焰，柳安本人也因此声望日隆。
贾似道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脸色更加阴沉下来，下意识地转头看向了桌边的三本书，也就是著名的来自东海国的《国富论》《钱钞论》《银行学》三件套。这三本书深入浅出、逻辑严密地介绍了经济学理念，并且有巨大的实用性，因此传入之后引发了热烈的反响，贾似道自然也备了几份。看过之后，他确实认为这里面讲的很有道理，但也因此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乃至恼怒——如果它们是对的，那岂不就是说我的诸多新政都是错的了？
他自然能看出，柳安写的这篇文章，是深受这三本书影响的。也正是因此，他才更加的恼怒，因为双方争论到现在，其实已经有点变味了——重商派明里暗里的总是在揶揄和反对执政的贾似道，而重农派反倒支持他，这两派的争论，已经有了浓厚的朝堂党争的味道。而现在柳安作为候选官员却旗帜鲜明的反对他，这是不想干了啊！
“蛐蛐，蛐蛐……”
正在这时，书房左侧突然传来一阵蟋蟀叫声，不过却不是真的蟋蟀，而是京东商城出品的一台报时落地钟。现在整点时分，一只惟妙惟肖的黑头将军从钟匣中探出头来，鸣叫了十声，又缩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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