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摸清一个地方所有的田亩，清查隐田，并不是一件轻松就可以办到的事情。不说地方上的阻力会是多么的巨大，就说上头派下去的人，在没有本地人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可能连哪个地方有田地，哪片田藏在哪个犄角旮旯里都搞不清楚。再加上台湾本地所特有的田亩开垦专利执照制度，要清查整个台湾的真实田亩数量太困难了。
刘暹从福建方面拿到的台湾田亩文档还是道光年间的老资料。【历史上台湾设省后，并没有布政使，内务依旧由福建布政使管理】。有熟田三万八千一百余甲，又三千二十一顷五十余亩，谷种折地一千四百三十亩，年征粟二十万五千六百余石，租番银一万八千七百余圆。
台湾的一甲田相当于内地的十一亩三分，也就是说道光年间统计的台湾田亩不过七十五万亩。【三万八千一百余甲*11.3+3210*100+50】
满清在台湾施行的是薄赋，成田之日，限定经丈八十五石满斗为一甲，每一甲经租八石。上田一甲收谷七八十石至一百余石，姑按八十石计算，仅纳国赋粟二石七斗四升，业户(地主、自耕农)有上田一甲，每年可收入粟七八十石，十甲为七八百石。但是道光年间的台湾人口不过百万人，现在则增长至二百余万【先前数据是本人主观上估量的，错误很大，在这里更改】人口。
上次全台统计田亩至今已过数十年，垦熟田园较前多至数倍，统计全台之额，台湾府却仅征得额银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六两，洋银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九圆，又榖十九万八千五十七石，久无报丈升科。
这是刘暹从福州拿到的去年台湾赋税，而且也知道至少十年了，全台没人上报新垦田亩。这要是真实的数字，刘暹把自己脑袋砍了。就是那道光年间统计的田亩数量，也绝对猫腻重重。
可是官府的税收少了，在台的佃农负担却依旧一样的重，较之内地毫不轻减。而询其底蕴，全系台湾的绅士包揽。若某处有田可垦，先由垦首，也就是士绅出面递禀，在官府里承揽包垦，然后分给下面的垦户。垦首不费一钱，仅递一禀，垦熟之后，每年抽租一成，名曰大租，又有屯租、隘租各项名目，而粮课正供毫无续报升科。台北淡水田亩联袂三百里，仅征粮一万三千余石，私升隐匿，是不可胜计。刘暹奏请清理田赋的折子送报上北京，北京半点都没有耽搁，立刻就给了允许的批复。
张守训开到了淡水，带着十多个清赋局的人员。这是他第一次接办这样杂乱的繁务，第一次塌下身子着手天下最繁琐也是最重要的田亩赋税。张守训不懂得地方很多，万幸的是他身边有懂行的。
张守岱支援来的一批人手，在刘暹正式将清赋局的招牌立起来前，陆陆续续的都到达了台湾。张守岱现在可是户部的侍郎啊，又在地方任上为官许多年，还有整个张氏家族做后盾，手下资源的丰富，依旧不是刘暹能比的。
张守训身边这回就有两个行家里手。由他们指点着，刘暹也想着锻炼锻炼张守训，这才将他安排到了淡水这地方。
人，张守训到了淡水。那就该办事情了。这种事自然是找县衙户房的书办打听最为直接。可这却并不容易。县衙里有所谓三班六房，六房对应的就是朝中的六部衙门。这三班的头子和六房的书办都不是好相与的人。大小衙门基层的公务，只有书办才熟悉，这一点就是他们的本钱。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此话虽短，但是把中国千百年的官场政治生态一语道破。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在混账的朝廷也不会让一个官儿在一个地方当一辈做官，然后接着让他的儿子当。但是胥吏却是如此。
爷爷当了，他爹当；他爹当了，儿子当。绝对绝的是铁饭碗！
这些人家在地方上的威严和权势，在老百姓眼中的厉害成都，比一般的士绅都要重。虽然社会地位很卑微。
自从官、吏变成两个不可逾越的阶层之后，胥吏的舞弊在中国社会就再也无可抑制了。小吏联手把持政务，架空当官的不是啥稀奇事。毕竟八股考出来的官儿，个个算是文学家，对于如何治理一个地方，如何掌控全局的政务，就多的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就算请了师爷，请了值得信任的幕僚，胥吏们的利益，也依旧碰不得。相反，新官上任后往往还要“以小吏为师”，向这些小吏学习如何办理政事、处理公文。当时办理文牍，往往是官员交给书吏，书吏去查阅案例、法律，写完之后呈给官员，官员只是签字盖章而已。后者要糊弄起前者，不要太轻松！
康熙五十年，著名的桐城派文学家方苞因《南山集》案株连，被关在刑部狱。方苞就曾亲眼看见三个和他一起被拘捕、受到拷打审讯的人，其中一个给了狱卒30两银子，被打伤了骨头，病了一个多月；另一个加音给钱，只伤了皮肉，十来天就好了；还有一个给了六倍的银子，当晚就可以行动如常。狱卒对此振振有词：“如果不区别对待，谁愿意多给我们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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