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虽狠下来，但老百姓不是被人操控的木偶，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自会有自己的想法。
从一开始，刘钰心里就清楚，从自己把大顺的海军建起来、贸易中心转移到松江府的那一天开始，岭南的农民起义就进入倒计时了。
几十万因为原本贸易转运而为生计的人失业、原本手工业用苏丝湖丝搓粤缎广纱的“中产”也陷入贫困，加之本来就有的主客矛盾，起来反抗是早晚的。
从明朝开始，广州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一直到各国在松江府建立商馆之前，都没有被动摇。
百余年的惯性，大量依附贸易中心而生活的人口，在贸易中心转移到松江府后，生存肯定是成问题的。
这对岭南地区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只是不显山露水的，寻常人也看不到贸易中心北移的巨大影响。
但是，现在大顺中央财政还没有问题、军队刚刚经过军改，应该说这场可能的起义是必然不可能成事的。
黄淮地区虽然也经历了废漕改海的变动，但那里作为朝廷的统治重点地区，在皇帝下决心治淮之后，应该不至于酿出来大规模起义。
土地兼并，需要男劳动力佃活，养不活孩子肯定优先溺死女婴，黄淮地区的男女比例都快到130比100了。
光棍造反，可真是全无后顾之忧，饿了便结伙吃大户，抢到东西就回家。
平时为民、灾时集结为军，战斗力不是很强。
只要大顺中央财政不崩，手里有个几千万两的存银，就算黄河改道，黄淮地区不至于出大事。
朝廷手里这点钱，其实没办法同时应付两个地方的“百万漕工”。
放任岭南地区，而将有限的财政放置于黄淮，确保中原稳定，从封建王朝统治的角度来看，是一招“好”棋。
皇帝终究是皇帝而已，起义了，肯定屠。
屠完了，收容收容残余的，借着战乱的大量死亡缓解一下土地矛盾——只需要算一笔简单的账就行，假设移民一个需要100两白银，而100年白银足以武装一个线列兵。100万两白银，可以移民一万人，但要是武装军队，屠戮镇压个十几万人不是问题。
屠戮十几万青壮，剩下的老弱病残也成不得事，或者饿死，或者逃亡途中死掉，杂七杂八加在一起，轻轻松松解决一百多万人。
这是一个稍微算一下就能算清楚的账。
想到这，刘钰内心还是很感慨的。
盛世起义，可能后世史书上，连一句“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这样的评价都得不到。
可能唯一能得到的“有意义”的结果，就是让皇帝加深一下对人地矛盾和经济学基础的认可，强化对外扩张移民的决心。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某种程度上讲，刘钰觉得是自己造成的。
大顺和满清不一样。
满清末期的岭南起义，有一部分贸易重心北移到上海的因素，以及外来商品对旧经济的冲击。
是被动的。
而能被动的原因，是打不过。
打不过，说明腐朽到顶了。
腐朽到顶，又使得起义难以平定，最终中央集权崩了，又无人能够重建中央集权，为后续的各路军阀混战新的五代十国打下了基础。
也导致了将来工农的武装割据，可以在夹缝中生存的客观条件。
然而大顺这边，是主动的。
主动的原因，是海军建起来了，不用担心被人劫了漕运，国势正盛。
国势正盛，意味着统治能力很强。
统治能力很强，意味着平定起义非常容易，不会出现黄巾、黄巢之后的局面，朝廷中央不可能崩。
朝廷中央不崩，意味着反动势力仍旧强大，将来要推翻也就更加艰难，也完全没有武装割据之类的机会。
这种盛世，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始终没有解决最根本的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解决，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是小农经济，一旦新兴阶层的力量危及到小农经济的稳定，有着巨额财政基础的大顺就会以雷霆万钧之势进行反动。
岭南、黄淮，这是两个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但是，刘钰看来，未得其时。
如果王后拖个三五十年，拖到新兴阶层的力量已经有掰腕子的实力时，再引爆这两个点，直接将大顺王朝爆的摇摇欲坠，或许能简单点。
然而，这两个最可能引爆的点，一个被治淮和刘钰给皇帝弄来的大量内帑银稳住了；另一个很可能会在数年之内爆开，而数年之内大顺朝廷的力量不但不会削弱甚至可能达到了顶峰，轻而易举就能平定。
明末的情况，是问题堆积在了一起，太多了，集中爆发了，不好解决了。
大顺这边，则是本有可能把大顺的朝廷炸的摇摇欲坠的各种问题，被分散、分批解决了。并不会影响大顺的统治，而且新兴阶层的力量此时也严重不足。
刘钰也没办法去和岭南失业的大量百姓说：为了民族的未来，你们忍一忍，等二三十年后新兴阶层成长起来后再起义。你们为王前驱，沉重打击和动摇旧统治阶级的力量，从而为新兴阶层踏上历史舞台铺路。
鸦片贩子对刘钰发的那些无耻和无理的怨言，提醒了刘钰，从现在开始，很多事情都和从前不同了。
而他也意识到自己现在陷入了一个近似无解的怪圈：想要往前走，就需要皇帝的支持；皇帝支持的前提，是皇帝认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让皇帝感觉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就需要刘钰需要不断加强皇帝的力量、至少让皇帝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加强；皇帝的力量被加强，又严重威胁将来歧路时候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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