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局面。
尤其是护着刘钰的棺材从大西洋回来的这些人将所见所闻带回本土之后，局面已经相当不好看了。
不能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吧。
只能说，大顺这个纯靠刘钰缝缝补补弄出来个缝合怪，现在缝合的各个部分都有了自己的意识，急需确定谁成为本体把其余的肉身吞噬掉。
当初缝合的时候，倒是能凑合着用。
然而缝合了这么久，已经实在是到了再也绷不住的程度了。
仍旧以天津为例，哪怕说天津已经算是先发地区，而且工商业也已经相当发达了。
但围绕着天津这一个小地方，之前二三十年，发生的争吵，就不下几十次。
而且可以这么说，每一次，都关乎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甚至也让李欗的统治，越来越难以为继。
仅仅是这一个地方。
比如说，棉纺织业。
随着李欗上台，铁路修建，都城仍在京城，铁路也开始向北延伸。
当初刘钰那时候，实学派力量还小，内部还有旧势力这么一个被刘钰刻意抽象化、营造出了敌对势力——或者说，歪经三连中，圣西门精英主义中定义的第二阶层：应该让位给更符合时代的人却不让位的那群人。
故而，在这种被他塑造出来的抽象化的敌人面前，总体上实学派内部还算是团结的。
加上他当时也确实能镇得住场子，不只是靠扯淡，主要还是对外扩张、扶桑移民这几件事上，也算是威望镇住的。
等着他跑路、之后乱、李欗上台，实学派一下子四分五裂。
本身，歪经三本。外加百家复兴，各自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我注诸子。
而李欗上台后，又肯定需要笼络一些人，稳定住京城局面等等。
伴随着铁路修通，向蒙古和东北地区延伸，新的问题很快出现。
原本，是松苏的纺织业，提供东北所需的棉布，以及蒙古地区所需的交易品。
而对罗刹和蒙古贸易中的大头，茶叶，也是松苏那边控制着。
现在，从京城到汉口的阶段铁路建成、还有前太子在湖北折腾出米禁的改革底子。
而天津周边的煤铁等机械制造业、以及距离市场更近的优势。
以及，李欗上台过程中，一些从龙新贵，这批人可不在松苏，可是住京城的。
于是，那就说了。
既是如此，天津为啥不发展纺织业？为啥还要用福建的茶叶？为啥不直接用湖北的茶叶往蒙古和罗刹走铁路运销？
或者说，以黄河为界，北边的利益，凭啥要让南边那群人占着？
本身李欗上台的过程就不那么传统，既有松苏资本的支持，也有京畿实学军功贵族的支持，自然也有京畿资本集团的支持。
闹腾起来后，只能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从别处找补呗。
锤日本、打印度，找补之后，天津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但这个发展，是完全依靠爪哇和印度棉发展起来的。
李欗固然和稀泥，但对于维系一个内部联系密切的贸易的概念，理解的还是到位的。
这是南北之间的争端。
很快，又有别的争端，越来越乱。
一统派认为，废弃漕运之后，京城和江南的联系，只靠海运，固然说海军基地都在渤海，但终究不稳妥。
伴随着黄河夺清河工程的基本完工，朝廷应该修一条从京城到金陵的铁路。
一来，万一海上有什么事，那也方便调兵。
手里有兵，且随时能去，才能做到维系统治。不然的话，说什么都白扯。再说了，陛下你怎么上来的、怎么依靠海军切断经济中心和京城的联系，您心里有数吧？
二来嘛，废漕运的地区，以及黄河改道之后遗留的问题，着实有点多。
今儿起义、明儿反叛、后儿无生老母的，这也不太行。
是以说，修一条和京汉并行的、贴近原本运河河道的铁路，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修铁路，得花钱。
而这钱，钱袋子们则根本反对出。
理由肯定是五花八门。
经济账，和政治账，肯定不是一回事。
而这里面，又牵扯多了去的利益。
比如说，搞海运的利益：你修了铁路，海运岂不是受影响？
但是，基本上，反对的时候，肯定不会说自己利益受损，而是一定要反着说。
当然，反着说也肯定对。
那就是，从废漕运到现在，一直走海运。漕运已废，海运兴起几十年了，如今又有火轮船相助，这从京城到金陵的铁路，就算修通了，那不是毫无经济利益？几十才能收回成本？
若举债，给息几何？
若不举债，这是条经济上算起来肯定相对来说不合算的铁路。
既是用国库之银，那这些钱，修东西向的铁路不好吗？或者修从西京到开封的铁路不好吗？
哪怕说，不修铁路，用来迁民至扶桑，解几十万百姓之饥馑不好吗？
这只是海运集团一方面的阻挠，实际上，长江航运、京汉运输茶叶的、对于朝廷心怀不安的江南资本等等，反对的声音多了去了。
除了这些出于利益反对的。
李欗上台的另一大助力，是一群实学派中的激进派，或者叫理性主义派。他们是真准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这一部分人的力量，还相当不小。
他们觉得，之前往松辽、蒙古、西北地区修铁路，这都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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