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十五年（1032）秋，兖州府，泰山。
作为帝国最具知名度的山岳之一，常年受到官宦子弟、文人墨客的青睐，过去的几十年间，无数才士，慕名而来，齐鲁之地的学子们，也往往将之作为游学采风的圣地。不只是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更因为世祖皇帝当年那一番壮举：封禅。
从建隆十五年初开始，兖州官府就对泰山地界进行封山了，禁止采伐、出入通行，同时官府调用了大量人物力，对泰山的道路、建筑进行翻新工程。
动静闹得挺大，而一切的举措，都只源于一点，当今天子，也要封禅了！这件事，从建隆十二年，传首乃蛮贼寇刘金之后，就已经开始酝酿，一直到十四年，南北再无大战，关河一片宁定，方才正式进入朝廷的讨论议程，到十五年，进入落实阶段。
关于封禅，在朝廷内部实则是有莫大争议的，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以尚书令韩承均为首先的一批大臣，明确表示反对，上书谏阻。
虽然臣僚们在遣词造句上有诸多为尊者讳的考量，但其中表露的意思很明显，以其功德不够。毕竟，世祖皇帝当年何等功德，在封禅之事上都那般谨慎重视，拖到开宝十一年方才踏足泰山。
太宗皇帝十四载宵衣旰食，励精图治，文成武德，世所敬仰，最终也谦虚地婉拒群臣所请，没有踏出这一步。你刘文济，才取得多大的功绩，竟然要超越皇考，媲美世祖了？
说到底，刘文济虽然已经压服群僚，实际掌握着帝国的最高权力，但在大汉许多权贵的心目中，他是远无法与世祖、太宗相提并论的。
大汉帝国能够今日之盛世，那是群贤众正鞠躬尽瘁的结果，南方弥乱，北方荡寇，也是曹玮、董从俨这等柱石将帅与数十万将士之功绩。
刘文济封禅的意图，既突破了持此等想法权贵的心理“底线”，也从现实的政治利益上，挤压着他们的空间。反对者们，与其说是在卫道，卫世祖，不若说是为了话语权而撸起袖子与皇帝干，永远摆脱不了“权力”二字。
结果嘛，毫无疑问以皇帝的完胜而告终，韩承均这个帝国有史以来最“平庸”的首相，也因此丢了位置，被降格以侍中衔致仕。
同时与韩承均被一起黜落，还有一大批勋贵及官僚，在对抗君权的关键性问题上，贵族集团与庶族集团之间，似乎也不是没有合作的空间......
事实上，到了建隆十四年，刘文济已经在位17年了，进入这个阶段的他，要真想在帝国领域内做成什么事，只要抛开顾虑，那就没有真正能阻止他的人与势力了。
何况，封禅之事，也不是皇帝单打独斗，那也不是刘文济的风格，他要做什么事，从来是谋定而后动，并且总少不了一群“小弟”在前冲锋陷阵。
而在朝中，为刘文济操持推动此事的，乃是丁谓、王增、曹利用三臣，这三人，一个奸伪能干，一个当了十多年宣慰使惯吹会舔，一个是从龙旧臣加宰相，每个人都有一干党羽，具备特殊政治影响力，造出足够的声势来。
有这么一群“忠臣干吏”为之操持，刘文济可是省却了诸多麻烦，最终也是在一种百官请命、万众拥戴的氛围下，三辞其请，而后降诏封禅。
在兖州知府赵诀及一众僚属的陪同下，帝国宰相丁谓亲临，巡视泰山工程与封禅大典准备事宜。丁谓此行，自是先一步抵达，替皇帝打前站，将典礼仪备再确认一遍。已经年近七旬的丁谓，如此亲力亲为，毕恭毕敬，目的自然不单纯。
皇帝封禅，对于已经多年居庙堂之高的丁谓来说，也是一场极其重要的政治投机。能够让丁谓拉下老脸，不顾非议，强行掀起舆论，推动皇帝封禅，根本原因，还在于尚书令这个帝国“首相”位置的诱惑，这是他致仕之前最后一次向人臣之极发起冲击。
或许是追随“老板”的不同，丁谓在大汉政坛士林之间的名声并不如“赵宋朝”时那般狼藉，甚至始终保持着一个能臣干吏的形象。
丁谓历仕三朝，也就在康宗朝时因逢迎之行举，为人鄙薄之外，在其他时期表现，都是标准的青年才俊，忠臣能吏，柱国名相......
当然，丁谓也绝不是那种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见风使舵、剑走偏锋的事情同样干了不少。擅长揣摩人心的同时，心胸气度却十分狭小，报复心理极强，在湖北任职期间，下属一名郑姓官员因酒醉一时口嗨拿丁谓的相貌开玩笑，为丁谓所知后，被逼得丢官罢职、家财散尽、背井离乡，最后远走海外......
当年，寇准为尚书令时，丁谓因“溜须”为其所笑，便生隐恨，在寇准罢相的过程中，也推波助澜，甚至想着将寇准直接黜为庶人，只不过被刘文济拒绝了。
结党营私，也是丁谓一个为人诟病的地方，他的兄弟、侄子，全部都有官职在身，更别提其党徒门生了，比如兖州府赵诀，就出自丁谓门下，特地被他安排到这里操持封禅准备事宜，甚至大胆地以张齐贤故事勉励之。
而所有的短处与缺点，都不妨碍丁谓成为建隆朝名噪一时的能臣名相，过去的十多年，他在朝中历任都察使、财政使、吏部尚书，每一任上，都有实在的作为与突出的贡献，是刘文济手中一把十分好使的刀，尤其用在政事执行与政治斗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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