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柴荣的劝解，刘承佑略感讶异，从他的言语中，竟有为范质辩解周旋之意，冷静了些，不由看着他说：“柴卿，朕没记错的话，在朝中之时，你与范质因政见不合，时有争执，怎么如今反倒替他说话了？”
闻问，柴荣平静地应道：“如陛下所言，臣与范公只是政见不合，对其品行才德，臣也是十分敬重的。对于继续北伐，臣是全意支持，也反对范公的保守。
范公虽则迂固，但臣相信，其所言，都是发乎公心，为邦国民本计，此番北伐，朝廷也确实空竭其力，朝中老臣们有所忧虑，也虑祸患于先......”
柴荣这一番话，令刘承佑对他刮目相看，一直以来，在朝中，范质与郭荣二者，争端不断，在治国为政理念上屡有冲突，几乎就是政敌。此番，在刘承佑怒斥范质之时，竟然能够尽量公允地为其说话，这等胸襟气度，也确实不凡。
收回目光，彻底平复下心情，刘承佑方才说道：“北征以来的艰苦，朝廷的代价，军民的付出，朕岂会不知？然而正是艰难之时，才当上下同心，共克险阻，完成北伐大业。这等时刻，怎能为畏难退缩，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陛下莫若去书一封，言与东京群臣，安抚其心！”这个时候，没怎么作话的赵匡胤开口建议道。
闻之，刘承佑稍微考虑了下，当即摊开一张绢布，提笔疾书，用好印后，唤来张德钧便吩咐下去，六百里飞传东京。
当然，范质只是代表一部分声音，有反对者，自然也有支持的，像魏仁溥、王朴等臣，是坚定的北伐派。而作为刘承佑委派的北伐大军的“管家”，一切军需的补给，仍在筹措转运中。
刘承佑也未因此而喜，他顾忌的就是，朝中大臣因两派争执，而误了大事，要知道，三司使薛居正也是属于保守派的，而北伐大事，在财政三司这一环，是不能出问题的。
是以，在回书之中，刘承佑用词倒是冷静而理智，没有表现出任何气愤之意，反而一种十分郑重的辞调，向范质做出解释，表明他继续北伐的决心，希望范质能够为众臣表率，和协同僚，安抚人心，全力支持他，勿作他虑......
刘承佑这封回信，算是给了范质很大的面子了，如果他还不识趣，那就不能怪他不念君臣情分了。同时，刘承佑又命张洎拟了一份诏书，发往东京，告谕群臣。
因为范质等臣引起的波澜，刘承佑也不得不承认，他远离东京，就对于国家的掌控力而言，确实下降了。毕竟山高皇帝远，他若是在东京，基本可以保证，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即便有这种声音，也会迅速被压制下去。
当然，御驾亲征乃是必为之事，他也能够承受这一点点权力的“不稳”。不过，刘承佑已经在考虑，此次北伐之后，别京亲征的问题了。
处理完自东京刮来的风波，刘承佑的思绪迅速转到军争大事上，看着在场的将帅们，直接冲柴荣发问：“柴卿可与诸将通报春季进攻的安排！”
“是！”
这是一场御前军事会议，在怀来负责统军的慕容延钊也奉命回幽州参与讨论。柴荣起身，说道：“经过一个冬季的弭兵罢战，我北伐大军得到了十分充足的休整，伤兵还营，粮械补充，士气渐复。是故，向辽军发起新一轮的进攻，势在必然！”
说着，柴荣站到地图前，比对着汉辽双方军事形势图，正声说道：“根据多方探报，如今辽军，仍集结有约二十万军，布置云、武、新、蔚地区，辽军最后的精锐多集于此，倘若能够将之全歼抑或重创，那么契丹将一蹶不振，我们不只可以趁机收复旧土，大汉北疆边患，也将得到彻底的改善，不复以往，芒刺在背！”
停顿了一下，注意了下将帅们的反应，柴荣继续说：“辽军虽则耐寒，然而此冬以来，因缺乏过冬所需，兼补给困难，整个严冬的对峙下来，辽军的情况已然十分窘迫。其为补军需，又于辖境之内，大肆搜敛，云朔之民，冻饿而亡者甚众。军心浮动，民怨沸腾，是以，不论在军还是在民，都是我军发起进攻的良机！”
“经过陛下及行营商讨，此番作战，分三路进攻。第一路，由前营都部署慕容延钊统帅，以十二万军西进，攻文德，取怀安，而后经由怀安转道西南，压逼云州；第二路，由御营都部署赵匡胤，率五万军，出飞狐道，攻取蔚州，而后转道西进云州；第三路，由卫王率十万军，自应州北上，直接威胁云州。
此三路军，合计二十七万，采取并进之策，只需逐步压迫，辽军兵力虽然仍旧充沛，但万难抵挡大汉兵威。发起进攻的时间，定在本月十八日，倘若进展顺利，一个月后，三路大军可会师于云州城下，宣告北伐胜利！”
柴荣讲完，刘承佑也站起身，严肃地道：“朕不多说，就提一个原则，两个目标。此番进兵原则，稳扎稳打；此番作战目标，一为全复燕云把辽国势力赶到长城以北，二为全歼抑或重创云州辽军！”
稳扎稳打，是刘承佑一贯以来的作战风格，虽则在具体的执行方面，并不约束将帅们因地制宜，随机而动，但大体上的作战方针，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如此，虽然少了些变通，却也极大地降低了风险，再者，几十万军队作战，也确实是不当提倡什么出奇的“微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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