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三年（760年），正月初一，北唐大朝会。
元正当天，整个凉州城被大唐禁军填满，沿街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顶盔贯甲、全副武装的士卒和武卫，大旗、仪仗遍布整个凉城宫所。
中庭戒备，吏部、兵部和鸿胪寺等等，分别引领各级文武官员和藩属国使节各就各位。
已经许久未曾出现的皇帝李隆基，躺在御褟之中，由十数名内侍合力抬进了朝殿。
朝礼开始之时，殿中百官，磕头跪拜。
唯有周钧一人执剑，站在御座下席，面向文武官员，待百官礼毕，开口说道：“元正首祚，景福惟新，愿煌煌天唐，与日月同休，与天地齐胜。”
面容枯槁的李隆基，躺在褟中，因为中风早已无法说话和移动，整个人如同朽木一般，在褟上一动不动。
即便如此，李隆基的一双眼睛，盯着周钧的后背，却是在微微发亮。
按照惯例，接下来本应由皇帝接见番主和镇使。
但朝拜礼结束之后，宫中借口龙体不适，李隆基就被一众内侍抬了下去。
这位步入迟暮的皇帝，从进入朝殿开始，到被人抬着离开，一句话未说，就这样消失在了朝堂之中。
接下来的接见、献礼、阅军等等礼仪，由周钧带领殿中朝臣和外蕃使节一同完成。
面对这一切，朝中的官员仿佛已经习以为常，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人站出来，质疑或反对什么。
元正大朝会结束之后，北唐按照往年的习惯，举行朝宴，款待赶来参加朝会的诸多宾客。
一通忙碌下来，时间终于来到了天佑三年的上元节。
李隆基主政时，每逢上元节，宫中于长安花萼相辉楼，或是洛阳上阳宫中举行宴会，邀请宾客动辄数千，数天不停狂欢。
可是眼下，皇帝病重，宫宴这几年停了下来，不再举办。
凉城中的朝官和显户，自然将视线投向了另一处地方——丞相府。
周钧不喜醉酒狂欢，更不喜铺张浪费，这一点在凉城中人尽皆知。
每逢上元节，丞相府中也会与其它高门大族一般，在府中摆开宴席，邀请宾客共赏花灯。
于是，以往几年，每年入丞相府赴宴的宾客名额，就成了凉城高层圈子里竞相争抢的对象。
然而天佑三年的上元节，丞相府的一切，有了不同。
有外地的士族大姓，重金上下疏通关系，只为求与周钧相熟的官员美言两句，以便让自家的家主，可以入丞相府中露个脸，将来也好为家族搏个前程。
有不少州县官员，趁着来凉城尚书省上计（汇报年度工作）的机会，携重礼去丞相府门前试试运气，看看能否遇见贵人。
这样的两批人，今年真正到了丞相府，看见了门口的告示，纷纷傻了眼。
告示上写下了这样三条：
一、府中不收礼。
二、来客在门庭留下姓名之后，可自行前往外苑的长街游览。
三、上元佳节，不问出身，不论官阶，往来皆以友人相论。
上元节当日，府前人潮汹涌，一对携带重礼的中年夫妇，丈夫气度不凡，妻子英姿飒爽，二人看着丞相门前的告示，不禁犯了难。
丈夫皱眉对妻子说道：“丞相府不收礼，那我们带来的这些……？”
妻子：“既然不收，放回到马车上便是。”
丈夫：“那空着手进去，会不会缺了礼数？”
妻子：“这上面写了不收，又谈何礼数？你这大男子婆婆妈妈，怎么和妇人一般？”
丈夫缩了缩头，不再言语。
二人顺着人潮，来到门庭，见签到的案台挤满了人，一时之间不知该去何处。
负责维持秩序的相府侍从，见这对夫妇衣着和气质，都不同于常人，便朝那男子开口问道：“敢问贵客是官家？”
那中年男子迟疑了片刻，回道：“我从南方而来，无官在身。”
侍从闻言，语气上倨傲了一些：“既然不是官身，可去那边留下姓名，那里是给寻常人家签到的案台。”
男子拱了拱手，道了一声谢。
女子哼了一声，径直走到案台前，提起笔在签到一栏中，写下了三个大字——王韫秀。
男子见状，也赶忙在书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元载。
叛军攻破长安时，元载和王韫秀逃难出城，去江南躲避战祸。
史书中，元载辗转数地，最后在759年，被宗室江东采访使李希言表举为副使，并授祠部员外郎，后改任洪州(江西南昌)刺史。
而如今，安守忠率领的燕军，大举南下，先后攻克了河南道的大部和江南西道的南阳等地，南唐北方战线全面瓦解。
元载还未来得及等到授职，就不得不带上家人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这一次，元载的本意是想继续向南，进入江南西道的腹地——袁州（今宜春）。
而他的妻子，王忠嗣之女王韫秀，性格刚烈，已经受够了被贼军驱赶的日子。
她听闻北唐军队攻下了范阳，又在邯郸一地大败贼军，使得史思明不敢北上。
王韫秀于是对元载这样说道：“男儿报国，岂能一味避祸，此等行径，与无能鼠辈有何区别？”
元载知道妻子的脾气，便小心回道：“我是文官，自当坐镇后方，经营州县，安抚百姓。”
王韫秀：“倘若贼军尽占江南，你又打算去何处坐镇？难不成，你还打算投靠贼人，谋个一官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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