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再次抚慰了荀彧，重申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荀彧想要继续，那就继续吧。
已经无所谓了，颍川荀氏注定已经没有未来了，未来，属于河南荀氏，
他这句话没说出来，当着荀彧的面说出来，实在也是有点伤人，刘备毕竟不是什么魔鬼。
随后，刘备便不再管这件事情，而是开始布局整个度田行动。
在他的准备之中，度田要按照先江北后江南的顺序，因为他在江北地区的统治根基更加坚实，而在江南地区的统治根基则没有那么稳固。
且北方已经没有号令之外的军事集团还存在了，没有成建制的武装力量可以抗衡刘备的度田令，个别且分散的抵抗根本没什么效果。
而南方则不同，益州江南部分有大量外族，荆州南部也是一样，扬州地区也是一样，山越横行，相反，良民却非常少。
在这些地方同步推动度田令的话，恐怕给关羽和刘晟带来的压力会非常大，也没什么必要。
所以遵循一个先北后南的原则，刘备准备对江北地区率先展开度田。
而在具体操作手法上，也不搞一刀切，在农业税方面，缴税是大家一起缴纳，但是不同土地额度会有不同等级的税收。
按照家庭为生产单位，一个家庭如果只拥有五百亩以下的土地，税收就非常低微。
五百亩到一千亩算一个档次，这一档次的税收也不算高。
一千到三千算一个档次，这个档次税收就要提上来一点了。
三千到五千算一个档次。
五千到一万算一个档次。
一万亩土地以上，一万到三万算一个档次，三万到五万算一个档次，五万亩以上的土地收成，那就按照顶格税收来搞，收你四成五，一点都不过分。
其他方面的税收暂且不说，作为帝国税收基本盘的农业税方面，刘备这一手主要也是想要尽可能地维护自耕农的利益，降低他们的税收，使他们尽可能地拥有储蓄，拥有抵御各类灾害的能力。
而将更多的税收分摊给高收入者，从他们手上收农税，用以补贴国用，调整税收分配，一定意义上起到一个均贫富的效果。
在全面度田的基础之上，遵照这样的税收规则来制定新的税法，缴纳新一轮的税收，扭转税收的底层逻辑，这是刘备觉得自己可以花上几十年去完成的事情。
未来的几十年，他会把一部分精力持续且长久的投入这个领域，只要能够成功推行下去，他就觉得自己做皇帝算是很有成绩的了。
甭管这个政策能不能成，成了又能维持多久，只要继续做下去，总能起到效果。
相对应的，刘备也开始对户部的税收部门做一些要求，让他们针对这八个档次的基本农业税收群体，设置八个不同的征税小组，对全国缴税群体进行划分。
这些都是长久而持续的工作，做好了，于国有大用。
虽然从历史经验的角度上来看，规划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但是有和没有这两件事情本就是质的区别。
国家层面利用税收制度执行财富再分配且偏向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这个政策能真正出现，本身就是极大的进步。
而且这个税收层级制度其实对规模很大的豪族也有一定的分化效果。
大家族又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是有贫有富的，有富的流油的，也有穷得叮当响的。
就好比当年刘备的家族，刘勃就很富有，家财万贯，而刘备他们家就穷的织席贩履荡气回肠，两家甚至还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
不同税收层级针对的人群不同，也会在一个家族内部给划分出不同的群体来，使得他们彼此的利益难以达成一致，使得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出现严重冲突。
这有利于在经济层面上对豪族、大族进行分化瓦解。
有人土地不多，税收少，甚至还能从这个新政策当中获得一些利益，便觉得没必要为了这点税收搭上性命，甚至还对此隐隐有些期待。
有人土地多，新政策摆明了是要割他们的肉，他们想要和朝廷玩命，却无法集合所有人的力量对抗朝廷。
而对于官员来说，因为有了政治原因参杂入内，思考起来就更加复杂了，对于一个在刘备手底下成长起来的官员，就更是如此。
曹氏、夏侯氏和甄氏都自动做出了选择，荀氏也在之后由一个叛逆的族人帮助，做出了应该做出的选择。
有了如此的成功案例，刘备认为，在最终的选择中，他所会遇到的反抗力度不会很强，大部分可能是局部爆发叛乱，而总体叛乱的可能性不大，地方驻军足以应付。
确定了诸多《度田法令》的细则之后，刘备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稍微躺了一会儿。
他想着自己从中平六年开始就不断为度田作准备，以消灭政敌为手段，可本质目的都是为了削减度田时会遇到的全面对抗的烈度。
最早的时候，宦官，今文学派，古文学派的保守派，还有老军人派系，以及各地的地主豪强们，这些势力团体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度田时可能发动庞大力量反抗刘备的。
度田涉及到核心利益，在刘备的权力不稳的时候，这个利益一旦被触碰，官僚们找不到足够强大的威慑和足够丰裕的替代品的时候，转入全面对抗也是可以想象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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