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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这段日子过得倒也平静，书院的生活本来是枯燥无味的，但林觉过得一点也不乏味。因为他所在的甲字二堂本就不是个乏味的书堂。虽然只有二十余名学子，但在薛谦手下，这二十多人都成了神经病。读书时必须大声诵读，旁若无人，答问时必须个个争先你争我夺。时不时还要被拉去书院场地之中集体跑上两圈，边跑还要边高呼：“我最棒，我最厉害！”之类的羞耻的口号。
总之，奇葩的薛谦逼着他的学子们一个个都成了奇葩，或者说成了整个书院的笑柄。
在这样的氛围下，林觉的生活那里还有枯燥乏味之说？每日里光是在甲字二堂这帮神经病学子们当中便有无限的笑料和乐趣，更何况林觉的生活不止这些。
且不说每日里可以去方敦孺那里去待上几个时辰，在帮着方敦孺磨墨抄书的时候可以和方敦孺讨论一些问题。而且每天可以和方家小姐方浣秋见上一面，说上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偶尔可以言语出格一些，更是别有一番乐趣。傍晚下山后去清波门内排演的场地去盘桓一两个时辰，和谢莺莺等人一起打磨话本的进度。可以说林觉这段时间的日程排的满满的，每天一睁眼便忙活到黑，繁忙充实之极。
其实书院之中的课业大部分靠的是自觉，先生授课不过是点到为止，剩下的便是学子们自己熟读熟背展开进一步的思考，有问题了便去问先生去答疑解惑。
很多课业其实都有固定的教授模式，每一篇诗文其实都有一套固定的句读和解释，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然而薛谦却不同，但凡诗文教授完毕之后，他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看似和传统相悖，看似是在作狡辩论，但他却乐此不疲。
林觉不知不觉对这个薛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奇葩的老先生确实与众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在行为外表上，也在他的这种看问题的态度和教授学生的方法山。这在当今时代绝对是个另类之人，松山书院能容忍薛谦的存在，或许是身为山长的方敦孺的容忍。否则书院中其他的教席怕是早就将薛谦撵走了。
关于薛谦，方敦孺曾和林觉说过这样一段话：“你莫看薛谦有些另类和疯癫之状。但其实在老夫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像他那般的有想法和敢作为。你道他在书院中的那些做派是故意折磨你们么？其实他是想锻炼你们的敢言敢做的风气。他曾对我说，满朝文武皆为犬马之辈，皆知歌功颂德。人人唯诺，遇事不言。只求一团和气，坏事不敢出言反对，好事不敢挺身支持，以至于上上下下糜烂颓废，人人忙于争名夺利升官发财，无人在朝廷大政上真正用心。所以他才认为朝廷中需要这些敢言敢为之人，否则将会愈发的糜烂。老夫深感其言，深以为然。所以老夫才容他在书院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让你去他的学堂里读书，也是想让你成为敢言敢为之人。”
听了方敦孺的这段话，林觉对薛谦的看法彻底改观，他也理解了方敦孺的用心。薛谦便是因为敢言敢为而被迫离开朝廷，方敦孺也是和他同类的人，他也是因为政见不合而一怒辞官，显然他们之间是惺惺相惜的同道中人。自己虽未必愿意成为那样的人，但方敦孺显然是希望自己成为和他一样的人的，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了方敦孺对自己的认可。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总是要和自己同类的人在一起，以共同的理念为党，抱团取暖。而他们培养出来的子弟，也该和他们一党才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方敦孺和薛谦是在培养筛选他们的朋党成员。这么一想，林觉觉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担心。
但无论如何，林觉认为敢言敢为是值得赞许的，大周朝国祚一百余年，朝廷政策已经颇有弊端，且朝廷风气上早已不如开国时振奋向上。官场习气糜烂不堪，人人为己，真正考虑到朝廷和百姓的已经很少了。若没有一些人站出来，这一切怕是会更加的严重，迟早会不可收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薛谦的提倡是大有益处的。学子们若真能敢言敢为不畏权势，将来若能入朝为官，必将改变官场积习，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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