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唐子然之才果然远出你我所料啊！”
待晚宴结束之后，几乎是刚与书房坐定，仆人方才端上一碗参汤，李鸿章便禁不住道出了一声赞言。
而之所以会发出如此感叹，却是因为先前唐浩然于席间的一句话。
别说是李鸿章，便是自许才负五车于式枚，熟知洋务的马建忠以及张佩纶、张士珩等人无不是被唐浩然言语“惊到”了，便是府间利益交错，这会听着中堂的感叹，虽说心下颇不是味道，但却也只能点头想赞。
如此这般，倒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那唐子然确实颇有大才，其经世之才更远非他们所能及。
一声感叹之后，李鸿章端起参茶，慢腾腾的喝着，他的眼睛半眯着，似仍在回忆先前于宴上唐浩然的那番话。
“朝鲜钱制漏弊丛生，欲于朝鲜行以新政，非行新钱法不可！以西洋机器制当十铜元，推行银洋……”
初时唐浩然于席间所言，于朝鲜推行新政时谈及的“以钱法为先”时，虽明知朝鲜钱制漏弊，可李鸿章还不以为意，但随着话题慢慢展于国朝，李鸿章却有些做不住了，尤其是在其提及国朝的钱荒时，李鸿章更是一字不落的完全听于心底。
“国朝自发匪乱起，各省先后停铸制钱，先有同治钱荒引小民之危，现今铜价翔贵，民间私毁制银，几难禁止，各省钱荒愈演愈烈，钱日少而价日昂，百货腾涌，商民交困，几不聊生……”
唐浩然全无一丝夸张之词，自同治年间开始的钱荒数十年间不解，原因之是滇铜不旺而洋铜日贵，另一个原因则是钱商私毁制钱以铸小钱牟利，或与洋人勾结，私运制钱出洋，高价卖于洋人，由洋人毁钱取铜，以获利差。从光绪初年起，这钱荒便愈演愈烈，可众臣谁都没有办法。铸钱千文亏三百文，如此以往便是朝廷也亏不起，更何况，朝廷和地方都没那个银子去亏，这铸钱一停，市间钱荒自然愈演愈烈。可在席间，似有些醉意的唐浩然却点了条路——铜元。
“市面制钱重一钱,铜元重二钱七，“改铸当十铜元,谓二钱之本可得八钱之利……”
简单的一句话，看似没什么新意，无非就是“铸以大钱”，不过唐浩然的法子，倒与其它人不同，他提的法子是“仿洋式铜元”而非简单的“铸以大钱”。念叨着唐浩然在席间谈着的法子，李鸿章眉头时皱时紧，至于其于席间提到“铜元”、“银元”以及金本位、银行之类的话语，他倒是并没有完全上心，他上心的却是“仿洋式铜元”的“八文之利”，这才是他真正看重的。
和其它地方大员一样，李鸿章甚至他的幕府之中诸人对财政金融知识历来贫乏。而倡办洋务时所需要的投资借款，都是下边人以他的名字鼓动操盘，李鸿章在等靠要朝廷拨款或利用地方税收之外，从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金融主张。
办了近三十年洋务，一直苦于银钱不足的李鸿章亦不知从何开源，此番听了唐浩然那番的“改铸当十铜元,谓二钱之本可得八钱之利”，又岂能不动心，甚至于早在席间的时候，便已经盘算起了，推行于直隶所获的钱利。
“中堂大人，子然此法甚佳，若行以直隶，日铸三十万，日获利可达两千四百元之多，若日铸百万，年获利岂止百万两！”
说着制铜元的利润，张士珩更是一阵心动，瞧着娘舅又急忙说道。
“所以，这机器局里的铸船机器断不能售于唐子然！若是售予其，不定这利全让他给谋走了！”
张士珩所指是两年前，朝廷为维持制钱之制，决定用机器铸造制钱，因而令李鸿章全套购进英国伯明翰工厂制造机器，于天津机器局先行铸造，可在铸造期间，却发现用机器铸造亏损严重，成本远高过土法制钱，由此这机器局内的设备一直闲置。
甚至于席间唐浩然之所以会提及铜元一事，便是因其开口索要那设价值十二万三千两的设备，虽说在席间李鸿章对铜元之利大为心动，可却依然以四万两低价许给了唐浩然。
“士珩，你不懂！”
摇摇头，李鸿章放中手中的茶不，真到今日有了唐浩然于席间的一番话，他才算是明白“富国强兵”的道理，不能仅难只盯住军事与实业，必须要睁大眼睛盯住财钱，办了这么多年洋务，始终苦于银钱不足，不正是因为没盯住财钱吗？
与朝廷办洋务不同，唐浩然一上来所盯着的便是钱，按他的说法是朝鲜新政先推行新“钱法”，以铜元代制钱，并推行银元，建立银行以为融资、发行纸币官帖，再以制铜元之利，创办实业、操练新军。
按他的说法是“欲掌控朝鲜，须先掌控其经济”，而这铜元也好、银元也罢，最终都是为“朝鲜银行”掌握其经济铺垫，有了数百万钱利，自然可谋以新政，并操练新军。
“国朝办事，敢为人先者，并不见得能够成事，国朝行以制钱数千年，焉是一时能废？直隶近畿要地，若无成例于先，此事又岂能擅行？”
有些事情，李鸿章想办却不能办，便如那禁烟之策，有了湖北的先例，现在两江、闽浙以及两广那边都欲行“禁烟”，于此事朝中尚存争执，更何况是涉及银钱之制的国体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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