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从来没有什么友谊之说，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纠葛，这一条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只不过这话说起来倒是轻巧得很，可真能理解其内涵的人却又有多少，别说科技信息不发达的古代了，便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后世，真能将此条贯彻到实际行动中的又能有几个？究其根本来说，全是儒学所倡导的“仁恕之道”惹的祸，就贞观年间来说，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除了李贞这个穿越而来的家伙不论外，恐怕也就只有一代大帝李世民对此点稍有所认识，可惜的是李世民虽隐约窥视到这一真理的奥妙，然，其在行动的选择上却实在是有些子令人不敢恭维，到目前为止走得依旧是当年汉武大帝的老路——重武力讨伐，轻政务治理，玩的也是和亲以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除此之外并无新意。
早在贞观之初，李世民遣李靖等大将大破东突厥，却并没有据其地为己有——虽说设了四州都督府，分东突厥原辖地为六个州，但却是以东突厥皇室残余之突利、阿史那苏尼失、阿史那思摩等为都督，以统率部众，如此一来，虽说是利用东突厥残部牵制住了野心勃勃的薛延陀汗国，却丧失了一次将草原纳入大唐体系的绝佳机会，至于后头的灭青海之吐谷浑之役也是这般，为了所谓的牵制吐蕃，扶持吐谷浑残部，从而失去了直接平灭吐蕃的机会——吐蕃所在之西藏高原固然是有着高海拔的地利优势，然则，当时的吐蕃无论财力还是军力都远远不是唐军的对手，只消大唐肯下定决心，平灭吐蕃实非难事，可面对吐蕃的挑衅，李世民却没有采纳大将们除恶务尽的建议，反倒是玩起了和亲的把戏，将唐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虽说取得了一时的和平，却为后世埋下了战乱的根子——在李贞来自的那个时空里，攻占了安西各地的正是吐蕃，从而使得原本就因安史之乱而陷入衰败的大唐皇朝进一步地陷入急剧的衰退之中，这等恶果的根子就出在当初李世民的决策失误上。
和亲，这玩意儿并不是李世民所独创的，早在汉初便已有了先例，然则，将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女人那柔弱的双肩上，本就是个靠不住的梦想，换取的永远只能是暂时性的和平罢了，对于劫掠成性的游牧民族来说，利益才是根本所在，啥子友谊、亲情之类的玩意儿比抹脚布也强不到哪去，父子兄弟都可以杀，更何况不怎么亲近的老丈人，只要是有机会能痛痛快快地捞上一把，“狼们”是不介意到老丈人家梭哈一回的。
汉朝初年的和亲政策还可以说是因国力、军力远不及匈奴，只能靠送女人、财宝来换取暂时的和平，可到了大唐年间，大唐的国力、军力已经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没有之一，大唐就是当时的唯一军事强国，这等举世无对手之际，却不思进取，不得不说李世民所采取的关中本位政策实是种短视的行为，当然，这也是时代眼界之所限，倒也不好怪到李世民头上去，故此，尽管李世民一生戎马，灭国无数，被尊称为“天可汗”，然，却未能真儿个地做到统御四方，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其文功武略上略有瑕疵，反倒是后世出身于游牧民族的满清政权在这一点上做得极好，当然，满清之所以能做好统御四方的工作，除了满清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出身，知晓游牧民族的狼性所在，能因地制宜地分化瓦解之外——大封蒙古诸部酋长为王，这就造成了蒙古草原上遍地都是王爷，谁也无法号令谁，使得蒙古诸部无法团结在一起，更主要的是满清政权充分吸取了前朝历代关外政策的经验和教训，注重文化同化，这才有了满清初年的强盛与边境的宁和。
别人不清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可李贞却是看得极为透彻，当初之所以自告奋勇地请命出关，除了因关外大唐控制力较松，也无那些个高姓大族的牵制，能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培养出一批班底之外，也不乏想要为大唐将来的对外政策定下个基调的想头。
虽说李贞来这个朝代后，也学了不少的儒家学问，说起话来也是引经据典地儒雅得很，可实际上，在李贞心中却是明了得很：儒学只适合对内统治，却不适合用之于对外政策，大唐的强盛要想长久下去，就必须彻底消除周边所有的威胁，而后以汉学（不仅仅是儒家）来进行文化统合，从而保证所征服之地全部纳入中华的版图之内，到了后世，即便有乱，也只能是内乱，不至于出现蒙元屠戮中原的那等惨剧，毫无疑问，这是件浩大的工程，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得了的，李贞甚至不敢保证他自己能活到完全胜利的那一天，可身为华夏的一分子，又是穿越而来之人，李贞觉得自己有责任来为这件事开一个好头，而如今，机会就摆在李贞的面前——自李贞击溃西突厥、龟兹国两路大军的夹攻之后，威名已在西域之地四下传颂，与安西大都护府接壤的各国都专门派出使节来贺李贞之长子满月以及李贞纳龟兹国公主明月为孺人，宾客云集的同时，麻烦也就跟着来了，当然，机会也就出现了，若是不能好生利用一番的话，那李贞也就枉自穿越了一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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