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在座诸位都不是穷人，随便随便都能掏出三五万元。像张謇这种实业家，便是三五十万，挤挤也能拿得出来。但要说是150万元之巨，估计除了孙元起，内阁这帮人回家砸锅卖铁、卖儿卖女都凑不出来！所以，也难怪唐绍仪要把眼光瞄向孙元起。
唐绍仪注视孙元起片刻，才缓缓说道：“此次裁军所遣散冗余兵员，北方多是百战老兵，南方则多是革命功臣，遣散费正不可少，否则必然酿出无数事端。秉三总长所言每人5块银元，那已经算是最低限度。如果真要想让裁军顺利进行，每人应该在10块银元左右。也就是说，现在至少需要300万元左右的一笔遣散费用！诸位总长，对于如何筹集这笔资金有何高见？”
虽说他是问“诸位总长”，眼睛却牢牢盯着孙元起，其他人也跟着顺势望了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孙元起不得不表态：“裁军之举利国利民，而且遣散费用又如此巨大，指望由某个人或某个省来承担这笔巨款显然不现实。至于如何筹集这笔巨款，孙某对财政金融一窍不通，不敢妄言。不过按照职责来说，应该由财政、陆军两部协同商议，然后交国务院、总统府批阅才是。诸位以为吧？”
孙元起一记太极云手，既把自己和四川省摘了出来，又把财政部、陆军部这两个顶包的给推了出去，端的是妙到巅峰。
段祺瑞不动声色地答道：“虽说裁军与陆军部有关，但我们向来只管花钱，不管筹钱，所以这事儿还得秉三总长解决。放心！我们陆军部不会狮子大开口的，如少川总理所言，300万元左右就差不多了。当然如果能更多的话，我们也来者不拒。”
熊希龄皱巴着脸：“现在国库一贫如洗，各省财税又拒不上交，除了向各国洋行借款，还能上哪儿去筹这300万元巨款？预计今年财政赤字要高达二亿六千万元，我这个财政总长哪是什么财政总长，分明就是借款总长！”
宋教仁道：“既然国库没钱，我们可以号召国民进行捐款嘛！当年宋某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说，日清战争（即中国所称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内在政府和媒体鼓动下，举办了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上至天皇，下至妇孺，纷纷解囊，为战争募资，很快筹集到了足够的战争经费。
“现在民国初建，民气正高，想来进行国民募捐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我国有四万万民众，海外还有几千万华侨，即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认捐，每人只认捐一块银元，也足以完全解决裁军费用短缺问题。何必向外国洋行借款，出卖国家利益呢？”
宋教仁的这番言论让孙元起有些惊异：为300万元裁军费用举行国民募捐，这是同盟会的习惯性思维，还是同盟会别有用心，想趁机博出位？
比如国务会议拒绝了募捐提议，同盟会可以大造声势，说中央政府罔顾国民爱国热情，主动出卖国家利益，丧失国家主权；如果国务会议同意了募捐提议，那就真好落入同盟会的圈套。募捐是同盟会能够存活的一大法宝，对于其中的猫腻，同盟会的领导人可谓了如指掌，强迫纳捐、侵吞捐款、扰乱治安……尽管民国初年没有郭妹妹，想来编造一个坏人也不是什么难事！
倒不是孙元起阴险狡诈以己度人，而是民国初年政治斗争实在太复杂，由不得孙元起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毕竟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要举行参议院选举，只有彻底搞臭北洋系，同盟会才有可能乘机上位。
唐绍仪思忖片刻，摇了摇头道：“虽然宋总长的提议不失为一种方法，但裁军本为造福于民，如果再为此进行国民募捐，那就变成了嫁祸于民。而且民国成立未久，国务院刚刚肇端，现在就为此等小事进行国民募捐，引发社会动荡，岂非得不偿失？思来想去，反倒不如借款来的爽利，顶多在借款时稍微提高一点利息，避免有损国家主权的条款便是。”
顿了一顿，唐绍仪又问：“对于借款，诸位总长有何意见？”说话间，眼睛依然瞄向了孙元起。
孙元起揣度道：或许唐绍仪在最初瞄向自己的时候，并不是想向孙元起或四川省借钱，而是已经把目标定为孙元起背后的华熙银行。
华熙银行虽然成立时间短暂，不是中国银行之类的国家中央银行，也没有汇丰、花旗等外国银行的强大背景，但凭借着大股东手中持有的强大专利，拥有中华工业机械、远东广播、致用医药等发展势头正猛的优质用户，以及在清末民初纷纭复杂的政局中一步也没有踏错的先机，如今已经成为长江流域屈指可数的大银行，估计也是最盈利的大银行。
除了华熙银行有满足裁军借款的实力，关键还在于华熙银行背后的大股东是孙元起，如果向它借款，完全不用担心存在什么损害国家主权的条款。故而唐绍仪频频向孙元起大抛媚眼。
没想到，孙元起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熊希龄便抢先答道：“少川总理，如果要向外国洋行借款的话，我们应当首先与英国汇丰、美国花旗、德国德华、法国东方汇理、俄国道胜、日本横滨正金等六家银行沟通。因为根据袁大总统与六国银行团达成的协议，如果中国将来实行借贷时，这六国银行享有优先借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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