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那几架飞机也不为己甚，轰炸完军装局之后没有再继续投掷炸弹，而是绕着长沙城飘飘洒洒扔下无数张劝降的传单，这才扬长而去。
很快军装局局长就哭丧着脸出现在谭延闿面前，不出他所料，仓库中花费巨资购买的枪支弹药几乎全部毁于轰炸之中，完整者不足十分之一。听闻消息，谭延闿在叹息之余心中竟然泛起几分轻松：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与北军开战了！只是北军南下之后，自己该如何自处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谭延闿送走了已经光杆司令的军装局长，正准备回到书房找几个幕僚商议如何应对当前局面，门房突然来报：“启禀老爷，议会副议长左功先左老爷、财政厅厅长曾广锡曾老爷前来拜访，声称有要事相商。老爷您见是不见？”
谭延闿有些纳闷：这两个人都是湖湘世家子弟，在本省颇有名望，故而得以跻此高位。但他们政治态度却非常令人难以捉摸，既不拥革，也不依袁，甚至对自己这个都督也只是公务上的往来，并无太多瓜葛，颇有些特立独行的味道。今天他们突然联袂来访，而且口称商量要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尽管心中疑惑，谭延闿还是客气地把两人迎进了书房。寒暄之后问道：“执中兄、厚臣贤弟，听说二位有要事相商，不知所为何事？”
左功先却不答反问：“祖安兄自督湘以来裁军节用、勤政爱民，使得湖南在大乱之后能得以复苏，全省上下无不感念。如果假以时日，祖安兄未必不能建立一番功业，只是天不假时，今年春夏之间先是暴雨成灾，继之以冰雹严寒，致使人民流离失所，饿死沟渠路边者无数，真是困苦到了极点。这些属于天灾，祖安兄尚可托辞避罪，可是眼下的人祸呢？
“湖南自曾文正公练勇平乱以来素称善战，荡平发匪、殄灭捻军、剿除回乱，湘军所在立功。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湖南唯有赵夷午（赵恒惕）所率的湖南陆军第一师以及新近编练的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新兵既不足恃，老兵总数不足万人，还要驻防全省各府道州县，如何应对北方的虎狼之师？只怕战端一开，三湘四水之地将生灵涂炭，其悲惨程度更百倍于之前的天灾。请问祖安兄到那时将何以面对全省两千万父老？”
谭延闿苦笑道：“谭某怎该轻开衅端？事情变成如今这番田地，实在是情非得已啊！谭某目睹如此时局，想要竭力维持，则如同身处荆棘丛中，根本无法施展手脚；想要主动辞职，又怕都督之位为奸人所踞，荼毒三湘父老更甚。只能学着前朝的李文忠公（李鸿章），拼尽全身气力做个裱糊匠罢了！”
曾广锡插话道：“李文忠公的悲剧命运也正在于此！他老人家其实早就知道大清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只是恋着清室旧恩，舍不得那些砖砖瓦瓦瓶瓶罐罐，拼尽力气勉强维持，直至油尽灯枯含恨而逝。可最终结果又如何呢？文忠公仙逝十年之后，大清王朝便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所以智者不仅要有所为，更要审时度势，择其善者而从之！”
审时度势？择其善者而从之？
谭延闿猛然想起面前这两人不仅出自湖湘名门，而且还是经世大学第一批毕业生，可谓孙元起的嫡系弟子。难道他们是替孙元起来做说客的？
尽管情报表明，他们与孙元起之间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联系，可谁知道他们私下里有没有沟通联络？即便没有联系沟通，这份师生情分也是割舍不掉的。而且两人在省内中庸不党的政治态度，也完全可以理解成韬光养晦、待时而动。
谭延闿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当下便叹息着低声答道：“说到底谭某只是一介书生，官至都督亦非自己所能想及，当初不过是恰逢其会，被他人推到了这个位置上。我这个都督根本名不副实，手中不仅没有一兵一卒，身体言动也不能自主，任人摆布形同傀儡。就比如此次宣布独立，谭某就是极端不赞同的。论及本心，鄙人对于袁大总统和孙总理万分尊敬，根本无意对抗中央。
“只是自宋遁初遇刺案、善后大借款案发生之后，党内暴烈之徒奔走呼号，迫令鄙人通电反抗中央。谭某见他们丝毫不顾及湖南情势，企图以牺牲全省民众来换取革命胜利，也曾数次出言反对，他们根本不予理会，还视谭某为‘党奸’，甚至以炸弹、暗杀相威胁。后来见威胁无效，他们又想更换掉谭某，推举年轻气盛的唐圭良（唐蟒，清末著名政治活动家唐才常之长子，此时年仅27岁）为都督，从而达到挥兵北上的目的。后来因为部分党人担心临阵换督会导致民心不稳，自乱阵脚，才否决了这项提议。但为了防止谭某与北方的联系，他们竟然将我府中的差役全部更换，时时刻刻加以监视，以使在下不能与中央通气。只怕此时此刻，书房外面就有人在逡巡偷听！
“在决定是否独立的政务会议上，长江巡阅使谭石屏（谭人凤）竟然带着手枪参会。会议甫一开始，他便拔出手枪拍在桌子上，说‘今天谁要是不赞成独立，我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见他如此作态，谁还敢做声？只好草草通过了独立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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