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我家里的事焦头烂额的时候，余志恒与曹伯生却给了我一个机会，大队搞了一个酒厂，他们一致同意由我出任当酒厂的厂长。这个决定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但是，议论归议论，我还是很顺利地走马上任了。
厂里请有专业酒厂来的技术人员，两个年老的农民工人都是曾在私人酒厂里干过，我只需要保证酒厂里每一个人都按照技术要求按时、按量工作就行。好在我这个人不苟言笑，成天都唬着一张脸，块头大，虽然我自知已经很老，但那点力气，还是普通人所无法匹敌人，两天百斤的高粱，我可以提着一路小跑。我也能做到以身作则，翻料，起锅，我总是走在前面，再大的热气，我也能忍受得住，从不偷懒，自然，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家都服了我，不再有任何的议论。
曹伯生作为大队的企业主任，也经常来厂里转转，给了我实质的支持。
我知道，这事主要的幕后肯定是余志恒，当年，如果没有我，也许，现在已经没有他这个人了，让我当酒厂的厂长，也算是报了我的恩。好在我这个人并不是那种好吃懒做没有道德的人，管理这个小厂，还是尽心尽力，不会对他的事业造成任何的负面影响。
以前，我一向比较敬重余志恒，但是，自从我到了酒厂后，接触了大队的一些干部，也了解了一些事情，最让我意外的，却是曹伯生一直都没有能加入到组织当中。在红星大队，如果仅从业务上来说，管理整个大队的生产，能力最强的人非曹伯生莫属，他这个人没什么野心，也没参加过什么派别，当然也没受到过某个源别的斗争，按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几次写过加放组织的，都没有能获得通过，连花朝门“五虎将”中都有三位加放了组织，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现在，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经过那场伟大的革命，虽然很多的曾经为着某种理想与信念而奋斗的人，在所谓的拔乱反正中再次站了起来，但是，再次站起来的他们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可以用来坚持的理想与信念，完全可以这样说，那场革命，已经摧毁了由曹延正他们所建立的理想与信念之塔，我不知道这应该算是历史跨入了新的一页还是历史真次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原来，理想与信念就是这样死掉的啊，我真想大声地叫喊出来。好不容易生出的理想之芽，就因为某些精英们的玩弄，又死掉了，现实始终是现实，当你看透那些自我标榜的那些人也不过是一个个俗物时，你才终于可以死心了。但是，世界上确实还有着一直坚持的人，不过，他们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最终，他们就会遭到淘汰，我父亲将要出场，他就是个这样的人，虽然他极为普通。当然，这也是后话，那是十几二十年后的事。
在余志恒与曹伯生的共同努力下，红星大队的企业越办越红火，最大的当数皮鞋厂，拥有着近百名员工。曹伯生因为在解放前曾经在皮鞋厂工作过，懂些技术，而且还认识一些制鞋的老工人师傅，于是他以企业主任的名义当上了厂长。
婆婆已经当上了生产队长，爷爷在当了几年搬运工，后来在婆婆的努力下，也进了皮鞋厂，先是做底工，后来就做了设计。这也是只有我们民族才会出现的奇迹，一个文化很少，字都识不了多少的老实农民，居然搞起了皮鞋设计。但是，爷爷非常努力，在培训时，他不认识编号的字母，就想了一个办法，让我爸爸教他怎么写，他读不准，就把“a”叫做豆芽，把“b”叫做六，“c”叫做月亮，“d”叫手枪。最后，培训结束，他的考核成绩大大高于其它年轻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机会，爷爷成了皮鞋制作的全能高手，从设计图样，到下料，到梆工，到底工，样样都精通。倒是婆婆见家里的人除幺爷爷幺婆婆以外的人都进了皮鞋厂，便也辞去了生产队长的职务，到皮鞋厂里当了个车间主任，但她却被爷爷称为半罐水。很可惜，到后来皮鞋厂破产后，有着这样得天独厚条件的婆婆爷爷居然没有像其它人那样办一个皮鞋厂，而是一直替一些私人老板打工，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婆婆在皮鞋里干了好几个职位，除了车间主任，还干过采购，当过销售，但是，她却没有像任何一个同等职位的人那样，得到大量的回扣，或者送出一大批货后，把货款留在手里，或者直接向厂里报告，说代销的货积压下来，只能低价处理，简单点说，就是没有侵吞任何的公家财产。余志恒与曹伯生都有一个儿子一直在皮鞋厂里当销售，手中掌握着厂里大量的销售渠道与销售款，只要向厂里说一声，几万块钱的货就变成了几千块，厂很快就变得半死不活了。
此时，酒厂也出现了生存危机，无法进到用于醉酒的原料，大队准备关掉酒厂，为了照顾我这样的元老，准备给办公退休。幺婆婆却出了一个主意，我不要那极其微薄，仅能算是象征性的退休金，换成她与幺爷爷进企业。她信誓旦旦地说，她俩进了企业后，每月会多给我十块钱的赡养费。但事实上，当他俩进了企业以后，从来就没有兑现过承诺，就在龚淑珍去世后，在曹伯生的主持下，每个子女每月给我六元生活费，她也从来没有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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