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23岁那年才结婚。
大嫂是本屯子的。
大哥是在大姐结婚前成家的。
大哥为人忠厚老实，肯吃苦，干起活来，有种不按计划完工，决不收工的精神，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干完，坚决不收工。当年，整个聚体村，大哥是最能干。由于经常说：不干完，坚决不收工，并且确实如此，由此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老坚决”。
大哥从不多言，给人有点“呆”和“傻”的担忧。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哥七八岁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吃不饱，于是，家家几乎每顿饭都不会有什么剩余，用东北的土话说叫一顿一利索。个别时候有剩的，也得赶紧放好了，并且要放在孩子找不到的地方，留着下顿正餐再吃。
当时的东北，家家以玉米面做的大饼子为主食。
某一天，大哥在外面玩的累了，没到饭时就饿了，回到家里让母亲给他拿大饼子吃。母亲说：“没有，吃饭时都吃没了。”
大哥等了一会，见母亲不给，说了声：“妈，不对，妈在撒谎骗人，还有好几个呢，每顿饭剩几个大饼子，我全知道，我不饿时，从来不盘饭，妈，你就给我吃点吧。”
大哥央求着。
“看你这孩子，当妈的还能让你挨饿吗？真的没剩啊！”，母亲坚持着。
“还有呢，快给我拿呀！”
“我说没剩就是没剩，你这孩子怎么一个劲儿的说有剩的呢？”
“妈，你做饭时，烙多少大饼子，吃饭时，每个人吃多少，我都知道，哪顿饭剩没剩，我还不知道吗？”
“你知道？你真知道？那你说，今天妈烙了几个大饼子，还剩几个？”，母亲以为大哥是顺嘴闲说的，以此让母亲给他拿剩的大饼子。
大哥的一句话，让母亲彻底的惊讶了，多年提着的心也放下了。
大哥说出了母亲，今天烙了多少个大饼子，吃饭时，每人吃了多少，还剩下了几个。
母亲一听，这不全对上了吗？高兴地对大哥说：“别忙，妈这就给你拿去，但你要告诉妈，妈做饭和端饭时，从来不用你们帮着，你们还小，干活不知道小心，怕烫着了你们和打坏了家伙什儿。你告诉妈，你是怎么知道妈烙几个大饼子的？”
大哥不紧不慢的低着头小声的说道：“每顿吃饭，谁吃多少，我都记着呢，吃完饭，刷完锅后，那锅不是敞着的吗？我出去上学和玩之前，每回都要看锅上烙的大饼子印。”
母亲为大哥对事儿留心而高兴，知道大哥只是不太爱说话罢了。
大哥结婚前，亲友们给介绍了好多个女孩，终因家庭出身未果。
当年规定，年满18岁，即可结婚，转眼大哥就22了。可把亲友们急坏了。最后住在一个屯子的政治队长，50年代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我的表叔出面，说服了表姑夫的大哥——生产队的会计，把他家最小的女儿嫁给了大哥。
大嫂和大哥结婚时才18岁。
大嫂小名改子，家中4个孩子，身上有两个姐姐，身下有一个比她小3岁的弟弟，到她这，可能是父母想要个男孩，便给她取了个改子的小名。结果，还真挺灵，她的身下，真的把性别改了，母亲给她生了个老弟。
大嫂的大姐结婚不久，母亲由于身患肺结核，不久病故。为了省心，减少家庭矛盾，父亲没有续娶。家务主要靠其二姐承担，不出2年，二姐又出嫁了，家中的一切活计则完全落在了大嫂的身上。
王会计，对家务活儿，用句土话说那真是：墙上挂帘子——没门。眼看着三姑娘又要到了该定亲成家的年龄了，每每和表叔谈起此事是亦是忧心忡忡。
王会计的两个大女儿，结婚后生活并不幸福，经常和婆家人发生一些口角，可能是孩子的年龄小，刚结婚，在家不受外人的气惯了，另一方面，也是当婆婆的太过于刁蛮，一有小的口角，便骂自己的儿子“死熊”，让儿子大打出手，以为强力之下，必能让儿媳屈服，由此，家庭暴力一天比一天升级，两个姑娘被打得遍体鳞伤早已司空见惯，更有甚者，有两次竟然被打得在炕上躺了半个月之后，才能下地走动。两个姑娘回家后，当亲友诉说此事，最后亲友们和王会计经过多次协商后，让这两女儿离婚了，不久又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孩子的婚姻，对其刺激极大：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妇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尽管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在农村，广大妇女能像今天这样走出家庭，广泛就业而经济独立者，甚是寥寥。
经济不独立，结婚的女人能够在人权上保持独立与思想意识上获得自由者只能是天方夜谭。
当时的农村，离婚被看成不是正经过日子人家该做的事，哪家的孩子离婚了，不要说是一个屯子的人会在背后议论纷纷，让人戳脊梁骨，即使是那些根本不认识，与他（她）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的人，也会在别人议论的时候不自觉地加入到议论者的行列，并会不由自主骂上几句，很快，离婚人的名字和父母的姓名就会传遍整个公社或者是更远的地方，让父母觉得在人前矮了一截，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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