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见杜月笙不予理睬，火苗子从心底里一天天往上升。心想，你以为我鞭长莫及，想装聋做哑蒙混过去。做下了如此人神共愤的事情，当真的没人能管、没人敢管吗？
他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毫无客气了。写道“天大于地，莫道只手便可遮天。令徒孙绍民丧尽天良，做下如此惨绝人寰之事，我当小试牛刀，以为惩戒。不仅要问责凶手。还要拿幕后之人试刀耳！”
收到这封信，杜月笙再也坐不住了。忙寻了几个与王亚樵有交情的上层人士予以说情。他又“诚恳”地向王亚樵回了一封信，写道“前番收到贤弟来书。二十余日未能回信，只因愚兄也是见信后才知晓此事，心中震惊，未知真假。调查后方知贤弟所言不虚，只是并不是劣徒亲为，而为其手下人曲解劣徒之意而为。虽如此。吾心中之愤慨并不亚于贤弟。吾将亲手执掌家法，毙凶手于杖下，还死者以公道｢｢｢｢｢｢”
杜月笙很聪明。并不否认有此事，而将此事说至一个王亚樵心里能接受的程度。
王亚樵一看，杜月笙后面又保证予以那个安徽工人老家高堂优厚的赡养金，且还以兄长的关心之情，给王亚樵寄了一万银圆的汇票。
不久杜月笙亲开香堂执法，不知在哪里找了个流浪汉，捆了手脚塞了嘴以充孙绍民厂里手下人，杜月笙“怒数”其罪过，命令“不计杖数，乱棍打死。”只可怜那流浪汉，无辜稀里糊涂便丢了性命。王亚樵若得知不知又做何心情？
又训斥孙绍民“教徒无方，有辱师门。”下令“负荆于背，鞭打二十。”
这香堂执法的鞭子看似粗长，但也可有轻有重，只看“执法人”如何下手。象给孙绍民的这二十大鞭，看似鞭子在空中“呼呼”带风，打到背上一声脆响，立见背上一条血痕。其实是执法的那个手下手上有“活儿”。鞭子挥去带风，快到孙绍民背上时鞭梢打个花卷，发声脆响。虽然背上有印痕，那只是鞭梢扫过，虽也有点儿痛，但实在算不得什么。
王亚樵说是要拿幕后人开刀，只是气愤于杜月笙不予严惩劣徒，他哪里就知道幕后妇幼三命就是在杜月笙的“指点”下才丢失的。心想“生者为大”，惩治了主凶也就可以了。若一味也要惩处协凶，只怕倒失了活人的赡养金。
杜月笙这一招竟瞒过了王亚樵。亲开香堂严惩犯错手下，还在上海滩又提升了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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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收到了杜月笙的汇票，用手指弹了弹忍不住摇头笑了笑。心想，我在香港过得儿狼狈不堪，连旧怀表都当了。现在准备回上海呀，你却想起给我寄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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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重又回到了上海。
此时，政坛上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胡汉民突然被蒋介石被逼辞职，并被软禁在了南京小汤山。
说起来胡汉民一直是支持蒋介石的。如果不是胡汉民的支持。蒋介石是很难顺利在南京建都，并在与汪精卫的“宁汉相争”胜出。
胡汉民支持蒋介石，是认为蒋与他同为孙总理的左膀右臂，是切实秉承孙先生理念，以期实现总理遗志之人。正如王亚樵通过自己在大典上宣讲“新三民主义”遭到暗捕，明白了蒋阳奉阴为的一套；胡汉民也是在长期与蒋的相处中，逐渐发现了蒋打着“孙总理追随者”旗帜，其实是为了自己政治上的目的。特别是蒋愈来愈取得更高的权力、地位愈来愈巩固时，其独裁的面目和野心暴露的越来越明显。
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蒋欲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设置总统，置五院院长于总统之下。
这样做无疑是为独裁统治从法律上铺好了路径。遭到了胡汉民的坚决反对。会后，胡、蒋两人为此事大声争吵，并展开了争夺国民会议代表席位的斗争。胡汉民虽没有兵权，但在党内威望、资历皆超于蒋，正是因为他的坚决反对，蒋的独裁宪法才没有在国民议会中通过。
也就是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胡汉民便由蒋的坚决支持者变成蒋的强烈反对者。胡是政治中的学者派，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掺杂一毫个人恩怨。
蒋介石置国法于个戏，竟无故私禁国中重臣、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此事一出，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蒋介石也知道囚禁胡汉民会引来好些人反对，但他一意孤行，必欲扫除独裁前行道路上的障碍，也想借机试一试自己现在在党内的“威望”如何。
这一试，才知道惹了大麻烦。党内原先有几个反对派，但彼此各有间隙。各自为战。现在因这事，竟放弃前嫌、求同存异，联合起来反蒋。更有西南地区，竟以武力相逼胁。并打算在广东成立新的国民政府与蒋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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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亚樵来说，得知胡汉民被拘捕软禁的消息更是义愤填膺。因为虽然在个人行止上，王亚樵和胡汉民一个是“混世大魔王”、一个是学者派。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但在政治上来说，两人都是孙中山治国理念最坚定的拥护者，且从不因个人的得与失而发生改变。这一点是很相像的。
所以当反蒋的西南派派人联系王亚樵，试探其能否出手“惩戒”蒋介石时，王亚樵一口就答应了。当然也毫不客气地收下了西南派所给的“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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