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根本就不知道，当他在地级市开会的时候，和小倩和敏敏在一起的时候，临市发生了大事。食品公司的员工吵起来了。有人知道市政府正和朱老板谈判，知道市政府要把企业交给私人老板管理，便一传十，十传百，总公司传分公司，分公司传下面网点，大家便罢工了，便聚集到总公司来了，强烈抗议总公司撤销与朱老板的谈判。
他们说，我们不能改组，不能转制。
他们说，我们生要做国家的人，死要做国家的鬼！
他们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这些后果？贷款集资款关我们什么事？不能为了那些人利益，要我们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他们说，你们这是变卖国家的财才，你犯罪行为！
兵总、那几个副老总根本压不住阵，根本说服不了他们，于是他们便浩浩荡荡地开向市府大院。他们要讨说法，要质问那个从外地调来当他们市长的李向东，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是想要政绩往上爬呢？还是官商勾结，与那朱老板有某种默契？现在，只要群众不满意，都打出“反贪官，反污史”这条“当当”响的理由。
事件一开始，兵总就打电话给李向东，司徒接到消息，也打电话给李向东，但是，他在地级市开会，会场有手机干扰系统，根本打不进去。司徒急急忙忙向老余汇报。老余便骂他吵什么吵？便说，这种事还见得少吗？涉及五个亿的群众上访几乎一天一次，就没有磨炼出来，就没有学会冷静。
他说：“让他们来吧？我正等着他们呢！”
司徒说，不是那些集资款的上访，是食品公司员工的上访。他们反对李向东搞兼并，砸了他们的铁饭碗。他说，这是李向东的职责范围，应该由他出面处理。他说，这次有他的好看了！
老余说：“你来一下我办公室。”
司徒就手忙脚乱地跑到老余办公室去了。
老余一见他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谈判不是才刚开始吗？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司徒说：“是呀！是呀！我也搞不清楚，但是，这可够李向东受的。”
老余问：“李向东呢？”
司徒说：“他到地级市开会去了。电话也打不通。”
老余便骂：“这个狗李向东，运气怎么这么好？这么大的事，他竟避开了。”
说了，他就向外走。他对司徒说，你马上通知在家的市委常委，不。通知所有在家的市四套班子领导，全都到市府大院门口来。说，你通知那个兵总，还有食品公司的副总，也都到市府大院来。
司徒愣了一下，几乎不相信这是老余说的话。
老余已经出了办公室。他知道他要去干什么？也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他显得少有的激动，显得少有的大义凛然。
五个亿事件对他来说，是一个耻辱，是他这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原本以为，还有几年就能平安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了，就能光荣引退了，然而，在他不想再出什么事的时候，在他想默默退出的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
组织上对他有什么看法，他已经不再看得那么重了，都这个年纪了，看得重看得轻又怎么样？还不是再过一年，就换届了，就到地级市去挂个大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然后，在那个位置上退下来。
现在，老余才开始有点明白，真正能够记住自己的人，应该是临市的老百姓。他在这里土生土长，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干部，一步步走上来，最后当了市委书记，他做过的事，就像一个个脚印，留在身后，留在临市老百姓的心里。如果到了那一天，他正式告别政治舞台，回到这里安享晚年，老百姓对他会怎么样呢？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他不能成为临市老百姓的罪人，他不能等到退出政治舞台，或者，还没正式退出，老百姓就戳着背脊骂他，就像骂那个制造五个亿事件的市长那样。
这阵，在解决五个亿事件的群众纠纷中，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这阵，在与李向东的接触交往中，他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应该要干些什么！他从李向东的身上，看到了他青壮年时的影子，看到了自己曾经为临市的发展，临市的进步，临市的老百姓呕心沥血，忘我工作。
一开始，他并不看好李向东，甚至于不喜欢他，觉得这样一个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懂什么？只懂得依靠上面的人，只懂得往上爬，只懂得捞取政治资本，渐渐地，他发现，李向东是一个干实事的人，是一个不甚张扬却有条不紊地干大事的人。
尽管，他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哪个人没有缺点？人就是人，人不是神，你不能要求他完美，不能要求他干的每一件事都让所有人满意。他来到临市，如果，呆个十年八年，只要做了一件大好事，只要解决好五个亿事件，临市老百姓就会永远记住他。
五个亿事件，对临市的挫伤大沉重了。
他老余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过许多年以后，人家可能把那个罪魁祸首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忘不了他老余，人家或许会说，那时候，老余是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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