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思乱，国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很容易被某个突发事件引爆。
所以，侯景以不到一千残兵入梁，造反后却能够迅速南下，攻入建康。
围困台城时，已经拥兵十余万。
而勤王大军虽然兵力更多，但表现极其拉胯，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有人希望借助侯景这把刀，干掉皇帝、皇太子，干掉中枢，自己才好浑水摸鱼。
所以，不是侯景能打，否则当初侯景坐镇河南、拥兵十余万时，怎么连淮水都过不了？
是因为他才有不到千余残兵，在梁国国内那些心怀鬼胎的派系看来，就是一把用完便扔的杀人刀。
侯景能在短时间内，兵力从不到千余，瞬间膨胀到十几万，并围了台城，是因为梁国国内无数对现状不满的人，把侯景送到建康城下的。
“说到底，还是体制问题，历代都是如此。”李昉把论据列了一通，给出论点：
“高门士族把持着人才选拔途径，以武晋升的渠道又很难走，导致地方豪族和寒族子弟在体制内看不到入仕、升迁的前途，就只能另辟蹊径，选择投机。”
“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就是造反、政变。”
“地方豪族撺掇外镇的宗室造反，寒族出身的佐官佐吏鼓动府主造反，甚至大量不得志的士族，也撺掇某位皇子、宗室夺位。”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高额的回报，成为新朝或者新皇帝的肱骨之臣，实现人生的大跨越。”
“当国内局势稳定时，这些人没有机会，所以，他们选择投机，人心思乱。”
“这才是病灶，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历代总是摆脱不了的噩梦，宗室残杀，地方和中枢不断内战。”
说了一番，李昉对父亲所开出另一个治病药方夸赞起来。
朝廷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分士、庶两榜，给了士、庶子弟一个公平的入仕渠道，之后的晋升，也不在看中门第，而是看重政绩。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得了书、读得好书，于是，朝廷又给了“武”这条通道。
凭军功可以入仕，且文武可以转换，缩短将军号的阶梯，无军功不得封爵，一些列措施，使得寒族以及根本不识字的平民，有了体制内稳妥的“卖命”升迁途径。
开设军校、低门槛的入学资格，军校毕业生直接为尉官，等等，让勋贵、官宦们众多子弟的入仕、升迁有了保障。
子孙后代入仕有了保障，勋贵、官宦们也就放了心。
也让起于行伍的兵卒，有了从兵变将的机会，这种机会，不是来自自己依附的将领、而是来自体制。
当社会的各阶层，都在新体制下，安稳地获取相对公平、通畅的入仕、升迁渠道，可以按规矩接近、进入权力中枢，维护、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为何还要投机？
李笠对儿子的夸赞不感冒，他看重的是儿子能想通事情的关键，这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若大家业，将来总要交到儿子手中，如果儿子成了如同隋炀帝那样的败家子，那么他毕生的努力，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
至于儿子给出的结论，李笠有看法：“投机是肯定会投机的，这是人的本性，因为人性是逐利的，而暴利的诱惑，总是吸引那些胆大的人。”
“即便这新体制稳定下来，也不会缺政治投机的人。”
“目前新体制若能稳固实行，只是初步解决了大环境的问题，但是，政治投机，防不胜防，什么体制都无法杜绝。”
“为什么呢？风险大，回报高，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与其寒窗苦读十余载，参加科举博个金榜题名，然后在官场熬资历慢慢升迁，亦或是从军，在战场上玩命军功，还不如...”
李笠看着儿子，一字一句说：“还不如，想办法接近皇帝、储君，投其所好做恩幸，凭着南朝历代‘寒人掌机要’的规矩，直接入中枢，参与决策。”
“这条路的回报，你说高不高?”
“或者，作为某个皇子的亲信，策划夺嫡，文夺或武夺，武夺的话，在地方上起兵的难度极大，但在京城发动宫变，不是不可能。”
“发动宫变，所需投入的兵力相对少很多，数日内就能见结果，若是用做买卖的话来说，就是成本低、变现快、收益超高，你说这买卖会没人想做么？”
“或者，身为皇帝近臣，在其弥留之际，篡改遗诏，伪造遗命，要么挤掉即位后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储君，或者投机，另立新君，以此换得继续受重用...”
“更要命的一点，一旦出现少帝临朝的局面，怎么办？少帝倚重宗室，帝系转移，倚重外臣，朝代更替，怎么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这是李笠留给儿子的思考题，在明清时期，少帝即位后坐稳江山的概率还是很大的，除了末期，或者出了奇葩。
但在南北朝时期，少帝很难坐稳江山，无数次皇位乃至朝代更迭，无不说明了这点。
李昉想了想，问：“父亲，莫非，这也得靠新体制来解决？”
“是啊，不靠体制，难道靠人？”李笠苦笑起来，“刘宋国祚不到六十年，萧梁多些，但其实，当年侯景若攻破台城，梁国不死也残，国祚估计也不到六十年。”
“就不知，李楚能活过六十年么？毕竟，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年龄，恰到好处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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