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于立飞上班之后，就让安德生来自己的办公室。安德生之前是分管全县信访工作的副局长，对程方的事情，应该知道才对。当然，他也不会仅仅听信陈梅玉的一面之词。可是现在程方已经被死缓，陈梅玉还坚持他是冤枉的，他才想过问的。
“老安，昨天晚上陈梅玉找到了我，程方的案子你应该知道吧？”于立飞等安德生进来之后，走到了沙发边上，给他递了根烟。
“知道的。程方，二级警督，六五年生人，中共党员。八八年调入潭州县看守所，九八年起任看守所副教导员。在看守所工作的时候，程方当时就有违纪行为，而且还跟朱丽红保持着不正当关系。原本局里就准备处分他，正好发生了这件事，当时汤伯生和李青山亲自督办的案件。”安德生点了点头，当时他分管全县信访工作，对陈梅玉可是记忆犹新。
“当时谁分管看守所？”于立飞问，董记纯是去年才调过来的，程方发案的时候，董记纯还没有调来。
“赵力。”安德生说道，正是因为程方的案子，赵力才得以提拔为副政委，主管治安和派出所工作。
“我看过案卷，确实有一些疑点和违反法律程序之处。”于立飞说道，以现在赵力的身体状况，让他再介绍程方的情况，显然是不合适的。
“于书记，程方的案子，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复审，并且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我们现在再提这件案子，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安德生问，这件案子已经判了，而且程方也承认确实是他故意杀人，至于非法持有枪支，更是板上钉钉的事。
“法院判了的案子，就不一定都准确无误嘛。”于立飞说道，法院只是根据当时双方提供的证据，公安局提供的口供中，程方已经供认不讳，法院自然是根据口供来判案。可如果公安局的口供有问题，法院就有可能犯错。于立飞仔细看过案卷，确实有一定的问题。
首先是公诉人对程方故意杀人的指控，主要建立在他曾在公安机关所做的惟一一次有罪供述；而这次口供所说的作案过程和细节，包括从哪里入室、如何行凶、从何处逃跑等等，与办案人员的现场勘查笔录根本不符。
例如，程方在《讯问笔录》中供述：七月十二日作案时，把绳子拴在被害人邓某、朱丽娟夫妇家的楼顶一根铁棍子上，从顶楼下到三楼进入邓家南阳台，在阳台上用匕首扎伤邓某，在门厅扎伤朱丽娟，然后开门逃走，把衣服扔在她家门口，穿的球鞋扔在半路……
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笔录》显示：凶手当时是将一条尼龙绳系在楼内三楼和四楼间的楼梯扶手上，从楼梯转角处的窗户爬到北阳台外，从北阳台进入厨房实施作案，一双棕色皮凉鞋遗留在案发现场。
其实是公诉人指控程方为泄私愤，杀伤邓某、朱丽娟缺乏证据。因为程方缺乏作案动机！程方与受害人朱丽娟的妹妹有**关系。这种关系对受害人邓某、朱丽娟并未造成任何损害。而且邓某、朱丽娟也从未阻挠过妹妹与程方之间的这种**关系，程方为什么要杀害邓某、朱丽娟？受害人邓某也曾亲口陈述：程方与他和妻子朱丽娟之间没有过矛盾。
再次，是程方没有作案时间。根据潭州县公安局的侦查结论，案件发生时间为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二日凌晨二时许。而程方家座机的话费清单显示：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二日凌晨二时十分四十九秒，程方正在家中与朱丽红通话。正打着电话，朱丽红告诉程方，她姐姐家出事了，让程方找车送他们去医院抢救。拭问，如果案犯真是程方，他怎么可能几乎在案发的同时，还能跟朱丽红在家中通话呢。
最后，李久明被捕后，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些公安人员在侦查阶段对自己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也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我国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参加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十五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证据可用于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
上述法律和国际公约明文规定，如果程方所说的公安人员对其刑讯逼供属实，便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于立飞作为潭州县公安局实际一把手，如果公安局的公安人员，确实有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他是绝对不会姑息迁就的。急于破案的心情他能理解，危害到自己同事的生命，他也很同情。可是如果真的是采用刑讯逼供，而造成了屈打成招，他就不会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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