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七年（公元974年），继承后周开拓之势的大宋确定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先后攻灭了荆南、湖南、后蜀等国，又出动大军攻打已经自降封号的南唐。
宋军兵围金陵城，唐军负隅顽抗，大宋太祖皇帝赵匡胤下诏，命南唐后主李煜来汴京朝见自己，实际就是劝降。
李煜担心一去不复返，不敢奉诏，乃遣其国吏部尚书徐铉入朝。
徐铉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
出身军汉的赵匡胤却不愿跟弱者继续磨磨唧唧，直截了当地挑明了自己的目的。
“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
自此之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便成了强者肆意欺凌的弱者的绝佳借口。
一百五十多年后，由宋臣造反起家的徐泽北伐灭辽，坐拥京东和燕云，又全取两河，并力压金、夏、高丽、日本等国，成为当世最强之国。
只要稍微懂点历史的人，就能明白立国后一直在飞速扩张的大同帝国肯定不会放弃“天下一家”的努力，其下步目标必然是软弱无能屡屡割地求和的大宋。
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大宋王朝成为大同帝国“卧榻之侧”的“酣睡者”。
危机感极强的教主道君皇帝最是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且未雨绸缪，早几年前便启动了迁都计划，却因臣子们不愿放弃切身利益而一再受阻。
之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赵佶不愧为赵氏子孙，对太祖皇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句话的理解远超他人。
只不过，大同帝国的动作比赵宋君臣预料的还要快还要急。
宣和七年正月，刚刚全取河东和河北，尚未完全消化这两地的大同帝国便传出了大规模扩军的消息。
自徐泽公开造反后，宋军在战场上一败再败，赵宋朝廷只能反复割地赔款，试图喂饱徐泽以求喘息之机。
事实证明，割肉饲虎只会让老虎更加贪婪。
幻想两国和平相处的赵宋臣子被这一计响亮耳光打醒后，总算意识到教主道君皇帝的先见之明，同意迁都，却又在具体方案上扯皮。
两个月后，大同帝国借口护航南粮北运，出动海军攻占赵宋通州崇明镇，封锁长江入海口。
惊获此消息，教主道君皇帝赵佶当即抛下了屡屡拖其后腿的朝廷，带着御营匆匆逃到陪都临安城，由此引发了东京百姓大逃亡。
经历此乱后，聚天下之财而兴盛的东京市场迅速萧条下来。
百姓生活质量急剧衰退，加之守备兵力大减，很多人盼着同军赶紧南下轻取这座七朝古都，以早日结束朝不保夕的生活。
为了在“即将爆发”的开封府大战中博取富贵，张三、李四等人阴谋蓄养亡命之徒，却因错误判断大同攻宋之战的时机而耗尽家财。
他们不知道的是大同这次扩军确实是为了攻打赵宋，只不过非常重视情报战的正乾皇帝这次反其道而行之，提前放出了扩军的消息以催促赵宋加快迁都进程。
徐泽的目标当然不是张三这类人，后者不过被殃及的池鱼而已。
大人物与普通人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可同日而语，影响力也相差天壤。
前者的一念之差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很多人，既能让他们生，也能让他们死，还能让他们生不如死。
苦盼同军南下而不得的“义民”们等得心焦冒火，负有守土之责的赵宋知开封府事东京留守王黼也忐忑不安。
其人身居高位，视野更加开阔，掌握的信息面自是混市井的张三等人不能比，心思自然更加复杂。
去年底，大同帝国派人接替郭易简知明州事的消息在同宋两国刻意的隐瞒下，知道的人并不多，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折。
今年八月，大同的将军关胜又率整编后的同军第六军四千余人由昌国县出发，跨过定海湾，进驻明州治所鄞县。
五年前，徐泽接受了赵宋朝廷的请求，率万余精锐南下平定方腊之乱。
但大功未成，顽抗同舟社推行的税法改革的沂州大户祝朝奉、李应等人便趁京东路空虚裹挟百姓作乱，徐泽只得提前赶回京东东路平叛。
临行前，其人上奏朝廷，将招降的越州贼军八千人一分为二，并就地安置以“屯田恕罪”。
其中，鲁智深、朱言部五千人安置在越州剡县，王英部三千人安置在明州昌国县。
剡县在四明山、会稽山、沃洲山之间，昌国县则孤悬海外，地理上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算是徐泽在江南公开打下的楔子。
彼时，赵宋朝廷一再败于京东贼人李子义之手，又耗费巨力平定方腊之乱，接连大战，国力已疲，民怨沸腾。
而徐泽提前回到京东东路，很快就会要求朝廷兑现转让河北东路供其北伐的战前承诺，偏偏教主道君皇帝早就想好了要抵赖，京东或河北肯定会因此而起事端。
对赵宋朝廷来说，若是解决不了京东与河北的危机，江南收拾得再好都没有意义，便只能捏着鼻子认下了此事。
再之后，大名府一战，宋军精锐尽覆，别说遏制徐泽，后者不造反攻进开封府就是万幸了。
由此，自方腊之乱后，赵宋朝廷就失去了明州的实际管辖权，越州也只能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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