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宣和二年大宋朝廷输掉大名府之战被迫向同舟社割地求和后，被东平府和开德府相夹的濮州便成了大宋的最前线。
此后，朝廷在濮州投入巨量人力物力，修筑了大量的烽堡，并参照河北路御辽故事，于边境兴修溏泊工事，以期防住同军的炮营长驱直入。
至于此举对攻坚能力极强且配有专业工兵营的同军来说，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也只有经历了大战的检验才能知道。
随后，大同帝国以各种借口屡屡挑起事端，数次经开德府南下威胁开封府，位于开德府东侧的濮州军民也一再受到惊吓。
但同军似乎对近在咫尺的濮州并无兴趣，数次南下都只是分出少量兵力向东牵制当地守军，而没有进入濮州境内一步。
其实，同军的行动异常很容易理解。
同宋两军战力相差巨大，优势方的同军根本不惧来自侧翼的袭扰，而弱势方则只敢躲在烽堡城池中瑟瑟发抖，更不敢挑拨强大的同军。
既然由开德府直接向南攻入滑州就能顺利威胁开封府，同军又何必多此一举，再攻打东面的濮州呢？
形势如此，濮州的战略地位便尴尬起来。
确认京东西路的防御体系无法对开德府方向的同军形成有效牵制后，大宋朝廷索性大幅度削减了投向濮州的战略物资。
宋军的士气和战力一直都是靠真金白银来维持，朝廷大幅削减防务开支的结果，便是分润到各级将校和底层丘八们手中的钱财急剧减少。
濮州守军之前本来就是做个样子应付差事，这下连差事都不愿应付了。
一些人将手伸向有限的防御工事维护经费上，更多的人则对大同的渗透视若无睹。
也就是徐泽考虑到濮州离开封府太近，不想过度刺激赵宋君臣脆弱的神经，才没有让共建会的活动公开化。
身在信息闭塞的后方，平头百姓有可能会被官府的宣传蒙蔽。
但处于一线的濮州军民却有自己的眼睛和鉴别力，同宋两国谁强谁弱，在那边的日子更好过，百姓们自有判断。
随着大同取代大宋的形势越发明朗，私下“通同”的濮州军民也与日俱增。
而在朝廷迁都之后，更是有失去控制之势。
袭庆府之乱表面看是知府徐处仁尸位素餐不修战备，守军贪生怕死无胆迎敌，让一个并不大的仙源县突发事故都能引发举府兵马溃逃的恶果。
实际却是宋军深入骨髓的惧同情绪在朝廷主动迁都避敌后的大爆发。
堂堂天子与衮衮诸公都没有直面大同帝国的勇气，凭什么要求贱如罪囚的底层丘八们将自己的脑袋送给注定打不赢的敌人砍？
因而，袭庆府的问题绝非个案，同样处于大同帝国半包围的濮州肯定存在类似的问题，差的只是另一个“仙源县之乱”让守军解脱罢了。
濮、济两州相连，刚刚接下经略济州、单州、濮州和广济军四地重任的大宋新任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对濮州的情况自然不太陌生。
为了不让濮州成为下一个袭庆府，其人走马上任后就立即着手整顿其地的防务。
大战将起，苏副经略使也不敢玩太大的动作，只是小范围内轮戍济州与濮州两地的军队，并严格控制补给以向濮州守军略微施加压力。
行政上，则严令濮州各县乡重新建立早已名存实亡的保甲制度。
苏迟虽有为大宋尽忠之心，却不是傻子。
其人非常清楚大宋积重难返，没有朝廷大军来援京东西路根本守不住。
实际上，苏迟就没有指望经过短时间的整顿，濮州守军便能血战不退挡住同军。
其人只希望他们老实守住防区，同军没进攻前别自己吓跑自己，若是遭遇同军入侵，起码要先向济州发出预警再逃。
至于之后的事，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大同正乾皇帝发布《讨宋檄文》并御驾亲征的消息传到济州，苏副经略使就知道为国尽忠的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讨宋檄文》发布的第三天，同军第四军就由开德府自西向东攻入濮州鄄城县境内。
用“攻”并不准确，因为这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宋军的守烽官兵发现同军大部队开来，当即点燃了烽火，算是对得起大宋发的军饷了。
随后便大开堡门，丢掉武器出堡有序列队，老实等待同军接收。
消息传至濮州治所鄄城县，仅有极少数外地官员随知州老爷逃跑，其余绝大部分人则平静地接受了濮州即将易主的事实。
待解珍率军到达鄄城时，城中文武已经在知县王伦的带领下出城跪迎王师了。
这个王知县和大同正乾皇帝还有一些交情，正是出自莘县王氏的王伦王正道。
十三年前，王伦受徐泽之邀，与闻焕章一同随同舟商社出行辽国，也算是与正乾皇帝和同舟社的开国元勋们同生共死过。
任务完成后，其人便与徐泽分道扬镳，凭着行辽之功换得范县县尉一职。
历两任，考绩皆中上，本有极大几率继续在京东任职。
可徐泽突然造反大败朝廷军队，强行割占河北两路和东平府等地，王伦家人所在的莘县（属于大名府管辖）从此便被同舟社接管。
同舟社行事虽然异于一般的造反组织，但总体上来说极讲规矩。
莘县王氏虽然出过“全德元老”宰相王旦，但到了王伦这一代早已没落，田产不多，并没有受到同舟社的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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