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提示：本章大半篇幅是大宋君臣面对亡国的巨大压力而做出的拨乱反正行动，引用了很多历史事件，不喜勿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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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解决不了问题就先解决人的做法只能暂时转移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
大宋王朝也没有因为奸臣尽皆伏诛众正盈朝而走向中兴，反而因为没有了这些大奸臣供“众正”同仇敌忾，导致朝堂上变得更加热闹。
当然，真正的王朝精英不会这么肤浅，他们还是能看到这些问题，并尝试去解决它。
实际上，早在下诏流放蔡京、诛杀童贯等人前，大宋朝廷就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些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了。
大宋王朝存在的问题多不胜数，可真要归纳起来，无外乎内忧和外患两点。
内忧的根源主要源于大宋政治结构和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进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堆积的结果便是让大宋过早走向衰败。
从仁宗朝的范仲淹开始，到神宗朝王安石、哲宗朝章惇、道君朝蔡京，无不是试图以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重塑大宋，以给这个早衰的王朝续命。
结果，历次改革仅仅解决了部分旧问题。
而新的问题却在改革中不断涌现，致使改革一再失败，进而导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最终拖垮了大宋。
赵桓的天资本就远不及其父赵佶，性格又怯懦软弱，自没有赵佶那种明知不可为偏要为的昏君犟劲。
其人只想做个受臣民赞颂的好皇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要与民争利。
而在见识了临安民乱展示的可怕“民意”后，赵桓更不敢再走自家老爹的路。
其人转而“顺应民意”拨乱反正，试图以不变的祖宗之法换来变化了的祖宗之治。
显而易见，朝政由锐意改革改为全面恢复祖制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必然会造成朝野上下的思想混乱。
开倒车能不能解决内部问题尚需在实践中检验，但开倒车造成的思想不统一问题不解决，朝堂上必然就会争吵不断，皇帝别想耳根清净，朝廷也会不断内耗。
因而，大宋朝廷面对的当务之急便是解决思想混乱的问题。
四月初三，知枢密院事李纲迎奉太上皇帝入都门，解决了天有二日的问题，消除了赵桓帝位可能会动摇的风险。
四月初七，立皇长子赵谌为皇太子。
赵谌在之前的被俘中受到惊吓，身体状况一度不好，调养了好些天才恢复正常。
同一日，知枢密院事李纲出任淮南东、西路宣抚使，许瀚接其任，并以尚书左丞耿南仲为门下侍郎。
此举同样是进一步巩固赵桓的帝位，更是为了安定天下“人心”。
四月初九，太宰吴敏上札子：
““六经”垂训，盖天地所以奠世法也，犹之江、河、淮、济，经营中国，终入大海。自三代以后，凡生民有一饭之安，皆“六经”之功世……
盖由之而不知，其独恨强秦之祸，礼缺乐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经术自任，又废其一，其意以谓《鲁史》既亡，而《三传》不足取信，则《春秋》永无复可考……
臣愿下明诏，复立《春秋》学官，今岁贡举，遂以取士，庶几同讲圣人之遗经，以辅世教。臣不胜大愿。”
赵桓准其奏，乃置《春秋》博士。
四月十二日，置详议司于尚书省，讨论祖宗法，以吴敏、唐恪、李邺三人领其事。
拥有亿万生民的大宋王朝是极其复杂的组织体系，不同于走错了方向说回头就能立即回头的个人，任何朝政的实施必然会给整个时代造成甚远影响。
即便是尽复祖宗之法，也不能随便割裂历史粗暴的一刀切。
这两道诏令不再是空洞的“复祖宗之制，寝罢一切害民之法”的口号，而是进入了政策转弯的实质准备阶段。
但即便赵桓有如此决心和行动，仍有一些臣子不买账。
这些人认为详议司与旨在推行变法的神宗朝条例司、道君朝讲议司实异而名似，难以体现恢复祖宗之法的诚意，甚至有可能学道君借古改制。
既然是“复祖宗之制，寝罢一切害民之法”，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
百年前都能运行良好的祖宗之制绝不可能现在运行不好，一刀切就完了。
因不少大臣一再上书要求罢掉详议司，赵桓不堪其扰，咬牙坚持了一个月后，只能再次“顺应人心”，撤掉了这个专门为朝政过渡而设的政府机构。
四月十七日，诏开经筵。
并令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杨戬、李彦之公田，朱勔之应奉，童贯征同之战，孟昌龄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开疆，
关陕、河东之改币，吴越、山东茶盐陂田之利，宫观池苑营缮之功，后苑书艺局文字库等之费；
又若近习所引，献颂可采，效用宣力，应奉有劳，特赴殿试之流，所叨恩数，一褫夺之。
既然是拨乱反正，自然少不了将道君朝因各种害民之事而升官者的官职一一褫夺。
至于这些官职被褫夺者原本就是奉旨行事，而且也有部分人干出了实实在在的功绩，则无人关注。
权力斗争就是这样，旧人不下去，新人如何能上来？
四月十九日，诏自今假日特坐，百司毋得休务。
这道诏令延续了仁宗朝三司使包拯上言“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的传统，只是做得更彻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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