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林景春的了解，苏咏霖为了应对自然灾害，设计了一整套非常详细可靠运转有效的方案。
比如某地出现水灾旱灾，当地的水利工程就是第一道安全阀门，通过放水蓄水的调节，能对冲掉灾害带来的部分影响。
而当本地水利系统无法调节灾害带来的影响的时候，就说明灾害规模庞大，并非简简单单可以应对，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
而此时，发达的交通运输基础又能给调运粮食提供便利。
足量的粮食从没有遭灾的地区进入灾区，很顺利地平复了灾区的粮价，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发达的基层组织手握大量粮食，就能够安定地方。
于是一场在封建社会能闹得人相食的自然灾害往往在大明地方没有引起任何社会动乱。
损失当然是有的，可是这种损失的程度远远不至于到需要中央介入的程度，地方上自己根据朝廷的《紧急灾害应对管理法》协调就能处理掉这些事情。
而在这种事情的应对上，地方复兴会组织往往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大明优秀的基层组织总能快速响应应对灾害，从而将灾害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不会影响全局，于是始终没有大规模的灾害与次生灾害影响到明国的内部稳定。
古时候的一次区域规模的灾害往往会导致一个更大区域的社会危机，进而导致一场全面的社会动乱，对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于需要中央出动军队平叛。
而有些时候遇到规模稍大的灾害，就会出现强大的农民起义军，就能上史书了。
而这里头到底有几分过错属于天灾，几分过错属于人祸，从大明的优秀应对结果来看，或许已经可以明确得出解答了。
优秀的治理水平能够最大限度削减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进而大规模减少财政消耗，苏咏霖正是通过不断优化治理水平，让应对灾害的支出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什么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啊？
根本就不给你发作的机会，根本不给你力挽狂澜的可能性，总是在没发生之前就把工作做到位，发生了一点点的时候就给你直接掐死，当然不会搞得“名动天下”了。
深深明白苏咏霖敢于大规模发动战争的底气在什么地方之后，林景春就从未像洪武二年三年的时候那般认真的反对苏咏霖发动战争，只是出于自己的习惯和吝啬的本性提一嘴。
如今这场西域收复战，同样需要明国国库和地方仓储系统支出巨额物资和钱财，也需要地方基层组织动员数量庞大的民夫、牲畜、车辆参与到后勤运输的工作当中。
全是钱，全是花钱。
包括战后恢复当地生产和投资建设也需要大量指支出，就是个无底洞，一眼看不到边际。
可是不知为何，面对苏咏霖的强势，林景春却也不由自主的愿意相信大规模支出的后面，真的就是如苏咏霖所说的，是看不到的天文数字般的隐性收益。
西域收复战从一年前开始酝酿，期间还有通过戏剧团和树人书社系统对民间进行的文化输出影响，在民间也做好了战争发起的舆论准备。
在作为本次作战的重点地区河西行省和关中行省中，这一类准备也相当的齐全。
军方通过集中教育和《中原西域记》的学习而做好了战争发起的准备，复兴会系统则频繁的出动宣传力量对民间进行西域收复作战的宣传。
后勤方面，财政部提前拟定了后勤方面的一系列支出规定，还有对民夫的补偿政策，得到了苏咏霖的首肯之后，林景春光速离开中都奔赴长安府和兴庆府。
整个后勤物资的调拨属于枢密院管辖范畴，但是十五万大军出击西辽所需要的后勤运力只靠军队辅兵进行后勤运输是不够的，需要征调民夫协助，而这就涉及到地方动员。
涉及到地方动员的事情需要地方官府和复兴会组织帮忙。
地方官府负责统计人数、发放口粮、记录功劳和战后补偿，复兴会基层乡村组织则负责组织工作。
他与关中行尚书省尚书丞赵长林、复兴会关中行省分部主任周驰明开会，商定关中行省本次需要动员的民夫数量。
之后又马不停蹄赶赴兴庆府，与河西行尚书省尚书丞周琳、复兴会河西行省分部主任步良进行了交谈，商定河西行省出动民夫的数量。
林景春率领后勤工作组在西陲边疆出差办理事务，一系列的后勤工作贯彻到位之际，也就是金秋九月时分，大明已经做好了出击西辽的准备。
此时节，花剌子模国已经通过天网军密探向大明传达了三次求援的消息，甚至许诺说愿意承担大明一半的军费，只要大明尽快出兵就好。
苏咏霖一看这感情好，于洪武十年九月十五日正式下达进兵令。
本次西征作战，以第二兵团司令官苏海生为西征大军总指挥，以第六兵团司令官姜良平为西征大军副总指挥，以第二兵团书记官韩伟为西征大军行军书记，以第六兵团书记张桥年为行军副书记。
本次作战，出动第二兵团和第六兵团的两支兵团直属骑兵队，外加中都虎贲禁卫第二军三万骑兵，再加上第二兵团第四军，第六兵团第十六军、第十七军，还有神机第一营、第二营一万人的火器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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