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东提到邱与可与方利成和郑腾育三人，别人没有什么不满，反正又不认识他们，他们又正在看好守所里，徐浩东说什么都行。
但刘浚如副市长不然，郑腾育是他老师，邱与可是他祖师爷，他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忠实信徒，徐浩东如此看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认为自己不能保持沉默。
“徐书记，我可以插几句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是讨论时间。”
“难道我没有说话的权利吗？”
徐浩东微笑着说：“你当然有，你当然有说话的权利，但前提是你要先尊重我说话的权利，你可以向会议主持人李继国同志提出，我相信在我发言结束以后，他会给你充分发言的机会和时间。”
代理市长李继国点着头说：“没有问题。”
徐浩东这时站起身来，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同志们，作为经济学爱好者，我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一点认识。公道的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席卷全球，助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我也不否认，邱与可留美归来，在国内积极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经济学爱好者，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别的发明，他只是一个翻译者、引进者和鼓吹者。”
“上面说过，随着拉美各国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国家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走入了尴尬境地，眼下全球金融危机，更将新自由主义经济逼到了墙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了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主张全面和大力消减福利。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非常危险，民众的利益无法通过有效渠道去取得利益的平衡，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家寡头经济和资本寡头经济并存，贫富两极，剥夺了民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本该得到的利益。”
“邱与可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任何问题上，都采取机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标准，固执地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就是对的，就是万能的。我不能说他是别有用心，只认为他学经济学没有学到家，也就是说，邱与可缺乏应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一个经济学家，无论他秉承的经济学理论正确与否，他都应该按照他的理论、遵循他的理论框架下的逻辑，去解释经济现象和提出合乎逻辑的建议，而邱与可恰恰缺乏这个能力。”
“以公路堵车为例，现在中等城市都有堵车问题存在，而公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堵车问题也由此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邱与可认为，市场化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我国应该收费上路，只有实行收费，才能解决堵车，以达到社会的择优分配。从现实逻辑上看，邱与可的解决方案是荒唐的，因为全世界十四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有十万公里在我国，收得不能说是少，可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收费却还不堵车。很显然，堵车与收费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一定要联系，应该得出收费过多导致堵车的结论。”
“我们不讨论堵车的原因，只分析根据邱与可的理论能不能导出邱与可的收费结果。要解决堵车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规定驾车违法就一把火将车辆付之一炬，显然这个方法并不可取，解决堵车问题不是最终追求的目的，是要寻找合理的途径达到最佳平衡。邱与可是通过价格增加成本的方式，拟制车辆消费和减少车辆出行，根据他的择优分配的原理，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显然会选择成本低的方式，减少对汽车的消费，路自然就通了，同样的，按照择优分配所说的继续延伸，由于个体的利己行为，会使整体也就是社会得到最大的利益。”
“然而，在这个个案中，社会成本却增加了，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车辆使用者，成本都将明显上涨。由于减少了汽车消费，汽车生产企业以及与汽车消费相关的企业利益均将受损，受损的利益也是社会成本，而因为堵车造成的损失，只不过是简单地转移到其他行业。如果有量的分析，转移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相信超过了堵车的损失，根本得不出邱与可的最大利益的理论结论。也就是说，邱与可的理论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推论是相悖的。”
“邱与可给堵车开的药方，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就如庸医治疗驼背，两块木板一夹，压上巨石，背直了，可人死了。还有，车辆上路收费的法律依据何在，政府本应提供公众服务，在收了养路费后，凭什么还要收取上路费，公义和公理，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顾虑的。坦率地讲，邱与可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以及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使他顶着一个硕大的经济学家的帽子，显得异常滑稽。”
“邱与可的思维模式，是有违经济学家的理性的，经济学家的理性在于，采集真实的数据考察经济现象，运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但邱与可做不到。一个学术团体要得到公众的尊重，它得有可尊重之处，一个老人要得到尊重，也一定是有可尊重之处。一个老人，利用自己的身份，用胡说八道力图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他必定遭到公众的唾弃，一个学术团体助纣为虐，下场只会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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