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温的后梁虽然没有继承唐王朝的全部领土，但后梁的建立仍然不失为一种胜利。河东、凤翔、西川、淮南的拒绝承认也完全符合预期，在资产负债表上只能算作“应收账款”而不能算作亏损。
除此之外，首鼠两端的中间派势力无一例外地承认了后梁的合法地位，向后梁称臣纳贡，可以说后梁取得了比唐王朝更加实质性的统一。
至此，后梁代唐，已经可以打满分了。而来自幽州和塞外契丹的认可，则成为了后梁的加分项，意外之财。下面我们就将简述一下这两股新兴“亲朱派”的始末缘由。
【青牛白马木叶山，八部一统定契丹】
在那片水草丰美、风景如画的西拉木伦河（潢水）与老哈河（土河）交汇处的木叶山，一位骑青牛的天女与一位骑白马的少年邂逅，二人陷入爱河并生下八个儿子。八个儿子繁衍生息，成为了“契丹八部”。
这是契丹人对自己始祖的美丽传说。
关于“契丹”的最早记录见于《魏书》，南北朝时期与中原文明产生交集，此后的隋、唐、五代均有契丹民族的记录，但多见于“外国列传”、“四夷传·北狄”，直到元朝时候，名臣脱脱编修国史，确立了辽、金、宋各为正统的指导思想，于是诞生了《辽史》，为“二十四史”之一，也表明契丹族从此被中原文明所接纳，契丹人也被当做“中国人”，契丹人的历史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诸多少数民族一样，对契丹早期历史的研究和考证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界的难题之一，原因有很多，比如早期的契丹人没有文字，所谓“历史”只是口口相传，缺乏文献，而得以载入史册的，多是与中原发生密切交集的人与事，缺乏连贯性；其人名、官名等均为音译，给历史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扰。
所以，将契丹等少数民族的历史完全梳理出来，势比登天还难。
本书既以“五代十国往事”为题，便将主要精力放在五代时期的各民族、各政治势力的博弈与历史发展进程上，尽量做到全面而细致地梳理内在联系与逻辑，以线性叙事为主，方便阅读和理解，宗旨是抓大放小、求同存异，原则上对于南诏、契丹等不进行深入展开，只选取与中原文明的交集，在维护整体性的同时，尽量顾及个体完整性。
按照中原历史的记载，契丹八部是八个相互独立的部落，时而互相攻伐，时而合力南侵。在南北朝时期，他们侵扰了新建立的北齐政权，结果遭遇惨败，不得不向北齐政权奉表称臣。从此确立了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
隋朝建立后，契丹继续向隋称臣纳贡；
隋末，中原大乱，塞外兴起了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突厥，突厥人横扫今天的亚洲北部地区，契丹人被迫向突厥人称臣纳贡；
唐朝建立后，北方游牧民族纷纷依附于大唐，唐太宗李世民也被称作“天可汗”，契丹人也不例外，对唐王朝奉表称臣，唐王朝册封契丹首领为“松漠都督府都督”，并嫁之以宗室女，永结甥舅之国，用和亲的手段笼络契丹人，又赐之国姓，所以很多契丹贵族姓“李”，如后来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核心大将李光弼，就是被赐国姓的契丹人；
武则天革唐为周，契丹人李尽忠（显然是唐室所赐姓名）发动叛乱。武则天大怒，下令给李尽忠改名为李尽灭，并派兵镇压。
这场战争对契丹和中原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契丹，在这场战争中，契丹首领始称可汗，标志着契丹国家雏形的建立，由过去原始落后的部落联盟制逐步向“国家”的概念过渡，这是契丹族历史上的里程碑；
其次是对中原王朝，很难想象的出，契丹人的这次举义直接拯救了李唐王朝。武则天废了李唐，想把皇位传给武氏，于是将自己的武氏侄子们封王拜将，领兵平叛，借以树威，却不料武氏子弟们烂泥扶不上墙，一败涂地，最终还是靠着李唐旧将平定叛乱，这就使得武则天清醒地认识到武氏子弟不成器，不可委以江山社稷；
且李尽忠等人的口号也是要求武则天复位给庐陵王（唐中宗李显），政归李氏，这是武则天内心深处的隐痛，如鲠在喉，却又不得不认真面对。最后，武则天驾崩之前，终于还是遗诏庐陵王承继大统，使皇位回归到了李世民子孙手中。
玄宗李隆基时代，安禄山出于一己私利，积极破坏大唐与契丹的睦邻关系，逼得契丹人转而依附于新崛起的回纥汗国。
回纥汗国的存在比较短暂，契丹人很快又回到了大唐的怀抱，一直持续到唐末。
在契丹早期，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军事民主制。“部”以下有氏族，各氏族推选出本部领袖，称为“大人”，八位“大人”再推举出一个部落联盟首领，总领契丹八部，该首领也就是日后的“可汗”。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汗”只可能由实力最强的氏族来担任。最早担任可汗的，就是“和大何部”的大贺氏。可汗的任期是三年，可以连选连任。随着连年的征战，能征善战的部族领袖逐渐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掌握兵权的大元帅（夷里堇）废除了长久以来由大贺氏担任可汗的惯例，而让遥辇氏出任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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