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三日。
两日来屡战屡败，山省太郎少将不得已，从太原请求了飞机支援。
这绝不是什么颜面有光的事情，当时打完电报后，他觉得自己脸上火烧火燎的。
一想到中将阁下或许会因此看低他，山省太郎就越发羞愧。
他的愤怒找不到宣泄口，于是乎就对作战不利的部队下了死命令。
“今日若是胆敢有退缩不前者，拿不下狮脑山，通通死啦死啦的。”
上午，倾巢而出的日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狮脑山又发动了多次进攻。
这次不仅有地面炮火的支援，还有空中火力的支援。
航空炸弹的威力，不是小口径迫击炮和步兵炮能比得上的。
每一颗最轻的也有三四十斤，重的有一二百斤。大量的装药使得其威力极大。
炸弹的气浪将地上的石子、尘土、树枝等统统掀到天上，然后又跟下雨似的，哗哗地落下来。
十四团战士们早就躲在了防炮坑里，伤亡情况并不算太大。
然而，负责观察的战士发现，从飞机投下的炸弹中，有一些没有爆炸，
而是“嘶嘶”地冒着烟，闻过以后还有些头昏、恶心。
他迅速将这一情况向上做了报告。
十四团的刘团长一看，就知道鬼子又在投毒气弹了，他立即命令部队，将毛巾沾湿，捂在嘴上，迅速做好防毒准备。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对中国军民上千次地使用生化武器。
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毒气战，杀害了我成千上万军民。
早在1937年8月淞沪战役中，日军就使用了催泪性、喷嚏性、呕吐性毒气。
从1938年8月武汉战役开始起，更加肆无忌懒，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大量地向中国军队发射毒气弹。
并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齐子气）和路易氏毒气。
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的种类，一般是催泪性的苯氯乙酮。呕吐性的联苯氯化砷，和联苯硝化砷。
糜烂性的芥子气和路易氏气，还有窒息性的光气、氯化甲基吡啶和氨酸气。
所谓“红色”指的是窒息性毒气，“黄色”指的是起疱性（糜烂性）毒气。
“红色弹”和“黄色弹”由炮兵发射或飞机投掷。
“红色筒”用投射器或挪弹筒发射，
“黄色剂”则是直接洒播芥子气原液。
狮脑山战斗中，根据战士中毒症状，日军所使用的应是室息性毒气。
当时，有的人没有毛巾，扯掉衣服打湿了，捂住口鼻。
有的战士水壶里的水喝干了，没办法就地放水，虽然有味道，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敌人冲上来了，战士们拿起武器同敌人英勇奋战。一个上午，硬生生的打退了敌人五次进攻。
小鬼子都被杀怕了。
尤其那些心理素质不太好的日侨，他们本就是来发财的，又不是打仗的。
一个上午看着太多的同伴倒下，许多人紧张的裤子都湿了。
更有少数人肝胆欲裂，不想拼命了。
在组织第六次进攻时，就有两个日桥死活不挪腿，退缩不前。
显眼的二人，自然被督战队揪了出来，带到了山省太郎的面前。
“混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将军严厉的质问道。
这简直就是逃兵一样的行为，两个退缩不前的，如果不严厉处罚，那其他人有学有样。
军队就没有办法带了。
“将军饶命，我们只是帝国的侨民，不是军人啊！”
“将军饶命……”
两位侨民退缩不前，是被死亡的恐惧所压倒了，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明白军中的规矩。
此刻醒悟过来，哭着喊着求饶命。
晚啦！
山省太郎拔出腰间的佩枪，亲自枪毙了两个退缩不前的日侨。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所有人都纷纷低头，没有一个人敢与他对视的。
他再次重申自己的命令：“如果不拿下狮脑山，统统死啦死啦的。”
在第六次勉强组织的进攻被打退后，就是山省太郎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上午的进攻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山头上的八路实在是太顽强。
森田参谋从城中赶来，带来了热腾腾的饭菜：“将军，该吃饭了，让士兵们休息一会儿吧。”
八月末的天气依旧非常炎热，中午顶着大太阳发起进攻是不明智的。
更何况经过一上午的进攻，士兵们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再继续下去也没有意义。
山省太郎从善如流，宣布全军用饭，休整两个小时。
在此期间，他对森田说：“用辎重兵、医疗兵、炮兵，皇协军还有侨民，组建起来的军队，简直是一堆垃圾。
这几百人的战斗力，还比不上一个步兵中队。想要拿下狮脑山，我们还要指望太原的飞机。
向太原发报，请求给予我们更多的空中支援。即便是战斗机也可以，机枪的低空扫射也能提供有效的火力压制。”
经过两日半的战斗，山省太郎对手底下的这帮人失望了。
而是寄希望空中支援，能够压垮山上的八路军。让他们承受不住伤亡，逼迫他们退去。
与此同时，狮脑山上的八路军，趁着空隙，也在探讨商量怎么对付敌人的飞机。
战士们七嘴八舌，提出各自的看法。
有个战士说：“咱们能不能用步枪，把飞机打下来呢？”
这当然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红军历史上用步枪打下飞机的，第一个例子是在1932年7月下旬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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