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永胜要复周礼！
当这句话从骆永胜口中说出来的时候，礼堂内所有人脑子里都浮现出一个名字。
王莽！
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周公旦这位周礼的创始人之外，只有王莽一个人是奔着周礼书中所谓的大同小康而奋斗的君王，这也是为什么总有人戏谑的将其称之为穿越者的原因。
但是王莽的结果，青史野史也都记得很详细。
除了王莽之外，中国还有两个人曾经举起过恢复周礼的大旗。
一个是北周太祖宇文泰，不过他的恢复只是画皮没有画骨，仅复设所谓的六官也不叫恢复周礼。
还有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荆公王安石了。
荆公胆子大啊，一个宰相敢去举周礼的大旗搞变法，荀孟之变中王安石一党与司马光一党的党争便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谈恢复周礼之前，必须要着重介绍一下荀孟之变，以此来印证和引出周礼的核心思想或者通俗说便是国家价值观，不然的话很难阐述清楚，大家也未必看得明白。
骆永胜提出的以周礼为核心而制定大楚法典，那么这里的意思就很明确，他用到的将会是周礼的核心精神，而不是像宇文泰那般只是恢复西周的官制。
这也是所有人都吃惊的地方。
周礼虽是两千年的著作，但其核心精神却是极其超前的。
是后世二十一世纪都还在追求且尚未实现的。
在荀孟之变之前，宋朝的士大夫官僚系统对皇权起到制度性制约作用，是一个同样具有制度性专权特点的行使国家权力的系统。
而宋神宗本身是想要脱离出这个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环境，恢复皇帝专权。
于是有了王安石的那句豪言。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从这一刻开始，王安石走上了轰轰烈烈的变法道路，但也因此被司马光一党所鄙视，将王安石一党视为心术不正、投机钻营之辈。
一句话简单概括，即投机主义思想。
虽然王荆公在这处上有一定污点，但从其所作《读孟尝君传》中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王安石对个人伦理、政治伦理仍是极重视且对自己有很高标准要求的。
并且王安石希望将对自己的这个标准用到整个国家、用到全天下每一个人身上，于是，他需要一面旗帜。
这面旗帜，就是恢复周礼！
可是，恢复周礼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周礼在对国家的治理中存在一个很高的要求，即制度性专权。
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制度性专权特点，即资源上全面国有化、经济上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丁籍户口统一管理、行政机关由中央垂直领导。
这四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四千多年历史中就从来没有实现过。
即使是依循周礼的西周王朝一样没有。
这是周公旦的美好盼望。
周公坚信，只要国家可以做到这四点，那么离着国家大同实现全民小康社会就不远了。
其高瞻远瞩已看到四千年后之中国！
王安石举着周礼的大旗推行青苗法、市易法，这就是宏观层面调控国家经济，但其却缺少法权基础和制度基础这些必须的法理，最终不仅没有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绕’的目标，反而使得大宋经济进一步混乱和糟糕，间接导致地方经济恶化、百姓负担加剧，致使民间起义之事屡屡爆发。
这里若有考究者，可参考《王安石保甲经制研究》。
似王安石这般，在缺少法理、法权的情况下强行推动国家制度性专权，唯一的结果就是变法失败、传统派死灰复燃，矫枉过正矫正过枉，左派右派打成一片。
而在王安石死后，其后继者与司马光一党的后继者的争斗犹在持续。
国家的政治水平和政治环境遭受巨大破坏，对靖康之耻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朱熹批荀孟之变、靖康之耻，言道：“言定靖康之祸，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祐年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方得天下稍宁。”
这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内忧也是不断，官员们心里都清楚，知道相互扶持着来保护国家，不跟契丹、党项较量。
现在国家内忧加剧，你们两党还兀自争端不休，靖康之祸也是咎由自取。
这里简略介绍荀孟之变，就是侧面印证周礼的影响力。
周礼好不好?
当然好，因为事实就是最有利的证据。
但推行周礼难不难？
难！难于登天的难！
制度性专权那是能实现就实现的吗。
从秦汉以来，中国的国情就放在那里，他是豪族社会，不是平民社会，而且还是皇帝默许和扶持，一手引导的豪族社会。
不有一句话说得好吗，皇帝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是最大的资产阶级，所以，豪族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关于豪族社会和平民社会的特点上本书《日月永在》有过介绍）
如何又当皇帝又将国家引导成平民社会？
难听点说，就是如何既当又立。
你要指望骆永胜放弃皇帝的至尊宝座那肯定不现实，因为他这一生拼命的目标就是那九五至尊的宝座。
如果不能做皇帝，那一生奋斗就没了意义。
因此，骆永胜才会说，以周礼为核心定楚法，而不是完全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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