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要饭兵在襄阳府吃大户，大户们的损失可以比一亩一斗两斗的税大多了！
现在只要要饭兵肯走，不要说一斗两斗，就是五斗六斗的税，他们也会咬着后槽牙答应下来的。
可问题是，朱由检能一直在襄阳呆着？不回北京城去了？以后就定都襄阳或是定都武昌了？
如果真那样，湖广的税收是不用担心的。只要朱由检领着百万要饭兵在湖广镇着，湖广这里的两亿多亩土地一年交个六千万石都不是问题......而且还能顺着长江辐射到江南、四川，年入一个亿都不是梦！
明朝的账面上湖广有2.2亿亩，江西有4000万亩，浙江有4600万亩，南直隶有7700万亩，四川账面上有1300万亩，但实际上不下5000万亩。另外，南直隶还有不少隐田，淮河流域还淹没了好多，好好查一查应该能过亿。
光是这几个长江流域或是靠近长江流域的省级行政区，就拥有4.5亿亩以上的良田......一亩收个两斗就有9000万石了！
过亿根本不难，但是北方的军队怎么管？
朱由检的统治基础还是帐前、殿前、御前、大同、宣府、燕山、大宁等八部天兵。除了御前军摆在川贵，以四川、贵州的御前护卫千户所为基础外。其余七个军的基础都在北直隶、大同、宣府、燕山、大宁。另外，被朱由检所倚仗的五个贵妃万户斡尔朵也在北方草原上驻牧。
如果朱由检将首都从北京迁往武昌，那他就得长期远离驻扎在大同、宣府、燕山、大宁和北直隶的十余万精兵。而长期远离自己最基干的武装，是相当危险的......没准就整出个靖难之役或安史之乱了。
而且现在大明和奴贼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北方草原也没有平定，所以朱由检根本不可能南迁武昌——除非他能把奴贼铲平，把草原收服，把西北也摆平了，否则朝廷南迁看上去就好在躲避北方的敌人，这可是大大掉威望的！威望一失去，北方的十余万腹心精兵就会离心离德，太危险了！
不过朱由检还是有办法的！
只要湖广的士绅答应了一亩一斗的税率，那么一年2000万石的田税可就没跑了，不仅农税跑不了，连荆江、汉水、湘江上的商税税卡也可以恢复起来，一年再收个一二百万两的商税！
在朝廷不在长江沿岸的情况下，收到这个数，就不算少了。
朱由检笑道：“叔祖放心，朕早就有收取湖广各州府足额田税的办法了！”
朱翊铭感兴趣的问：“陛下，您打算怎么做？”
朱由检笑道：“当然是放权了！本朝税收艰难的原因无非就是两个，一是朝廷自永乐年间北迁后就远离天下财富的中心。中原的生产从宋朝南迁之后就彻底衰落了，到了本朝更是远远比不上东南、湖广和四川。而北方燕云之地的生产，甚至比中原都有所不及，更不用说长江沿岸的富庶之地了。
朝廷居燕云的目的是就近掌控九边用武之地，可结果怎么样？辽镇照样沦陷，九边照样衰弱，甚至连宣府、蓟州的兵力都废弛到了极点。以宣、蓟之近，朝廷都难以掌握，又如何能遥控东南、湖广、四川如以臂使指？
第二个让朝廷税收艰难的原因，则是地方权力分散，下层的亲民之官权小，难以承担责任。
祖爷信子孙不信官员，以藩王总四方，同时又内除宰相之权，外分守臣之权。一省之权被他分了三分，互相牵制，各不统属。三司之下，情况亦然。后来虽设巡抚以总地方，但是巡抚离州县太远，难以有效管束，而且本朝地方体制首推三司并立，对于巡抚之臣依旧颇多掣肘，使之难以发挥。
此外，一省巡抚毕竟是封疆大吏，选拔任免必须通盘考虑，不能只看完税如何？所以巡抚权重并不能解决税收艰难。
而朕在北直隶的改革，则是放权给知府。让知府总一府之事，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大权在握，责任在肩！犹如汉之郡守，唐之节度。”
朱由检手下的北直隶八府知府，还有大同巡抚、宣府巡抚、燕山总兵（现在燕山不设巡抚）、燕宁总督兼大宁总兵、蓟辽总督、平辽总兵等十四个地方官职，实际上都犹如汉之郡守，唐之节度，不仅军政大权一把抓，而且还有很大的人事权。
当然了，朱由检也不会把自己的兵权毫无保留的授予下面官员。这十四个长官的军政一把抓能抓到什么程度，也是要看情况而定的。
比如北直隶八府知府的兵权就是本府团练，大同、宣府两镇的巡抚只掌握自己的巡标。
而燕山总兵、燕宁总督、蓟辽总督、平辽总兵的权力最大，是真正的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大权在握——这四总督或总兵都是前敌将帅，没有重权是不行的，所以谈不上改革。
真正的官制改革，其实就是北直隶八府、宣大二镇，还有一个重庆府。其中重庆府的牛金星虽然没有总一方军政的大权，但是朱由检已经命令李锦全力配合牛金星，也等于给了他调兵之权。
另外，宣大二镇的头头虽然叫巡抚，但实际上也就是一府地盘，朱由检在崇祯五年的时候就撤掉了大同知府和宣府知府，让两个巡抚直接管理两镇边墙之内的州县（两镇墙内的卫所都被改成了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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