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多月后，赵雨荷新买的鸡苗已经长大并开始产蛋。这些“白来航”鸡，被他们装在新买的笼子里，架在鸡舍的三角架上。
要想通过养殖，来增加家里的收入，必须得让鸡们上木架，也就是说，在地方有限的情况下，散养的数量太少，形成不了规模，除去成本，自然无多少利润。
要想让养鸡成为家里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扩大养殖规模。
没有技术和资金，也担心第一次大规模养殖风险太大，夫妻俩只喂养了二百只鸡。
赵雨荷从本村和邻村的养鸡专业户那里免费学来的一些技术基本够用。
她想，先摸索探路，等掌握了全部技术后，再扩大养殖的规模。
因此，夫妻俩用最简易的方式搭建了鸡舍。
邵兴旺在后院围墙外砍伐了四棵杨树，在前院的土墙上搭了架子，用铁丝把买来的鸡笼固定到木头架子上，上面用木条搭了顶棚，铺上牛毛毡和塑料纸，周围用塑料布围起来，形成一圈挡风遮雨的“围墙”。
夫妻俩喂养的二百多只鸡，每天产蛋160—180枚，这算高产。
每天早上，丈夫邵兴旺和妻子荷花骑着三轮车，到火车站附近的集贸市场卖鸡蛋。
车厢里，放着两筐鸡蛋，两筐蔬菜。蔬菜是昨天下午从菜地里采摘的，采摘回来后，清理、捆扎、码放整齐。
赵雨荷给鸡蛋框里铺了厚厚的麦草，上面盖上白色的棉布。
政府给农民盖了一座很好的农贸市场，每当坐在租来的摊位前，邵兴旺是心怀感激的。里面不但有摆摊的水泥台，还搭建了十几米高的大棚子。虽然挡不住寒风，但至少在下雨下雪的天气里，不会淋上雨雪。
世上的事情总有两面性。
车站的农贸市场要收摊位费。水涨船高，里面的瓜果蔬菜、鸡鸭禽蛋，都比外面的流动摊贩要贵不少。
因此，买的人少，东西也就难卖，甚至有的摊位从早要卖到晚上，才能把摊位上的东西卖完。
禽蛋在市场的东南角设有专区，邵兴旺和其他的养殖户一样租了一个两平米的摊位，每天的税费是二十块钱。
妻子赵雨荷在他的对面，租了同样大小的摊位，每天的税费是十元钱。夫妻俩不像其他人有那么多的时间专门守候在农贸市场，他们希望早上十二点之前，把带来的两筐鸡蛋和两筐蔬菜卖完。因为下午，他们还要喂鸡，还要在菜地里忙碌。
和农贸市场的固定摊贩相比，市场外面，还有不少骑着三轮车到处转悠的流动摊贩。流动摊贩不交税费，到处乱窜，经常把街道弄得脏兮兮的，成了工商所和城管执法局的重点打击对象。
但他们有他们的办法，常采取“游击战”：“敌”进他退，“敌”驻他躲，“敌”追他跑，“敌走他来。
对于像邵兴旺这样读过几年书的人而言，他当然知道偷逃税费是违法行为，即便一二十块，性质也是一样。
但经常流动的摊贩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常和城管执法局的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邵兴旺虽然不愿苟同，但他能够理解。他和荷花回到乡下，当了农民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农民、菜农挣个钱，真是太不容易了。
没日没夜地劳动，一天忙到晚，挣不了几个钱。
想到自己如今也是一个乡下人，一个正儿八经的菜农，邵兴旺也有了能省则省，能抠再抠，和其他农民一样省吃俭用的生存哲学。
不是他铢锱必较，而是生活所逼，迫不得已。
一旦市场上有人破坏规则，其他人想要遵守就很难办到。
小时候，邵兴旺跟着父亲在菜市场卖菜，有时，从早持续到晚，菜都卖不完，大部分绿叶子蔬菜已经坏掉了，只能倒掉。
经济上的损失自然是小事情，可时间上的成本谁也耗不起。
农贸市场外的人，早早卖完了菜，而且早早回了家，等他们到家后，别人已经把第二天要卖的蔬菜整理完毕，现在正和家人优哉游哉地吃晚饭呢。
早上11点一过，农贸市场内外就很少有顾客了。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工人下班前后的一两个小时里，还会有一波人来。但相比早上少了很多，因为大多数人会在早晨趁蔬菜瓜果、禽蛋新鲜的时候，买够一天所需。
每天，总有两个半框鸡蛋卖不完，赵雨荷的菜筐里也会剩少量的蔬菜。没办法，夫妻俩只能偷偷地加入到“流动摊贩”大军。
邵兴旺提着两筐鸡蛋，蹲守在工厂家属区大门的西侧，赵雨荷则把两筐菜摆放在大门东侧，相聚不过百米的距离。
他们没有把框子摆在一起，也是为了前呼后应，侦查“敌情”，至少在城管来了之后，有一个人能够逃跑，也就会有另一个人前来搭救，这是谍战片上常有的镜头，也是像他们这样的菜农、家禽养殖户常做的事情。
卖鸡蛋，不仅能够和形形色色的人讨价还价，还能与这些男女老少闲聊。
从小商贩身上，特别是他们大呼小叫、吵吵闹闹的吆喝买卖声中，邵兴旺能看到生活百味，能发现人生百态，至少让他觉得，卖鸡蛋这差事，并不显得枯燥，甚至比起在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还显得有意思。
至少，再也不用一坐一两个小时，参加各种各样无聊透顶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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