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的民主，那么就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虽然看上去很平凡，但是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点——中央的权力制约、地方的基层自治，换言之，中央政府没有对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并且中央政府的官员和首脑之间也不是互相从属的，而是由宪法决定——任免权掌握在法律手中，由国家宪法的代表者司法机构来掌握。
中国古代从社会性质上来说是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制，中央掌握最高权力，皇帝或者某一个权臣掌握最高权力，但是他们有一点做得很好的，就是县以下的行政问题全部都是由地方上自己选举出来的德高望重可以服众之人担任的，从秦代开始的“三老”到民国的保长甲长，其实都是地方基层自治的一个体现。
皇朝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行政机构，最低层只达到县一级，再往下，就是地方自治了，也就是说，从县一级往下，并没有中央正式任命的行政官员存在，而是由大大小小的家族和家庭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一个村落，按照威望来大家一起选择管事的人，互相订立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规则，接受县政府的统治。
从大秦开始，一直到满清，再到后来的民国，都一直如此，中国社会的村庄气息相当浓厚，并且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历代政府都没有对村庄进行过行政干预——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太过繁琐，村庄的实际负责人，可以说是由本地居民选举出来的，最原始的地方自治和民主，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大唐也不例外，由于交通条件和实际所需要耗费的精力，从来没有人提过要对最基本的人类聚居区域——村庄进行调控，村庄里面，大家都很明白事理，都按照大家一起定理下来的规矩，按照汉民族古老的传统，官员不干预，只要缴纳足够的赋税就可以，官员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直接管理村庄，交给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者管理村落，大家都很放心。
也就是说，大唐具备地方自治的基础，哪怕仅仅是村庄的地方自治，却也足够在广大的缺乏城市的江南地区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一股无法被忽略的力量，一股没有办法通过军队去摧毁的力量，也没有必要去摧毁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摧毁了地方自治，摧毁了延续数千年的伦理教养，摧毁了那些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士绅，是得不偿失的。
苏宁在三原县居住了很久，三原县的日常运营就是如此，徐治只会管理一些农务上的事情，还有收入方面的事情，关心一下集市，关心一下朝廷的命令，而那大大小小的庄子，包括苏家庄子，徐治和县府的官员都不会去理会，只要税收交齐了，官员们都不会干预村庄的日常运营，村落里面也没有朝廷官员。
苏家庄子里面的最高领导是一位已经五十多岁的老儒，读了一辈子书，张口闭口都是仁义，还有五六个被大家推选出来的德高望重的老者，就是苏家庄子对外的代表，官府有事情就会找他们，和他们商议，村落里面有什么事情也是他们聚在一起商议，大家伙儿都可以参上一脚，最原始的民主已经体现出来。
苏宁没有让府上的人参与到这些事情里面，苏家庄子上的老人们也都明白，地方上的事情，土地领主是不会干预的，苏宁也不去管，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朝廷官员都不管他为什么要管？这是华夏民族从定居在神州大地上以来就一直奉行的规矩，为什么要去摧毁干预它？
张无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崔孝义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华夏民族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古老传统，而这个古老传统恰恰就是华夏民族延续至今的最有效的支柱，即使是在天下大乱没有政府管辖的时期，村落和村落之间依然可以靠着他们行之有效的规则继续运营，继续生存，结成地方自卫队，保境安民，这是古老的华夏传统。
张无悔请求军队的支援，可以在必要的时期摧毁掉地方上的豪强，真正把大唐的力量确立在江南乃至于岭南大地上，不过苏宁却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待商榷，江南之地没有政府管制已经很久了，可是至今为止也没有什么大的造反事件存在，相反，有政府官员存在的地方更容易造成混乱，引发造反事件。
地方上的自治，由于江南之地在此之前完全没有被重视过，所以江南的地方自治基础更加强大一些，他们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规矩，各自的做法，无论是那些豪强，还是那些民众，他们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做法，猛然间的政府施压必然会引发他们强烈的反弹，而在这样的反弹之后大唐再以武力镇压，只会引发更加猛烈的反抗。
他们没有作乱过，追逐钱财，是人之本性，以法律约束，以公信力约束，约法三章，大家相互不干预，你交你的税，做你的事情，老老实实不要造反，大唐自然不会亏待你，相安无事，岂不更好？为何要去摧毁这一份来之不易的自治基础？关中之地和北方地区由于战乱频繁，人民迁徙频繁，这样的基础更容易被破坏，重建很难，但是江南并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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