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甄宓之前为了让长安雒阳周边的百姓、肯乖乖听从安排、把全部租种的地皮全部用来种菜,也是给了相当的惠民政策的,还把地租藏在了一些比较隐蔽的征收方式里,让农民交租的痛苦感变得隐性一些。
具体是这么操作的:甄家承诺,只要雇农把全部租的地拿来种蔬菜,甄家就不直接收取地租,让农民白种甄家的田。
还承诺按照五十钱一石菘菜、六十钱一石萝卜等收购价格,包销农民的全部收成,农民也承诺所有收成只能卖给雇主甄家。
最后,甄家还承诺按照三百钱一石粟米,或者四百钱一石麦子/稻谷的平价,卖粮食给农民。
(注:菜价看起来比米价便宜很多,是因为蔬菜的体积产量极高。一亩地种粮食才几百斤收成,种萝卜白菜亩产可能有几千斤。)
这个操作里面,甄家的所有地租,其实都隐藏在剪刀差价里了,没有直接问佃户收租,佃户就心悦诚服,不会感觉到被收租的痛苦。
也正是因为农民不痛苦,所以在如今这个地皮并不太稀缺的时代,农民依然肯来租种甄家的田,而不是只种完自家分到的那点自留地就满足了。
而稍微懂点现代经济常识的看官,都不难看出这里面甄家的利润是怎么确保的:就好比后世农民种菜,田间地头一斤白菜、萝卜也就几毛钱收购价,到了大城市的菜场里就能卖几块钱了。
甄家收购来的菘菜萝卜,加上运费、腐烂损耗、周转费用、商税,最后到长安雒阳这些超大城市的市场里,成本大约会涨到一百多钱一石,比地头价翻了一倍多。
但市场零售价能到两百多钱甚至三百钱,所以算下来还是有一两倍的纯利润。从这个角度算,甄家的经营行为其实赚走了蔬菜最终售价里六成的收益,比直接问菜农收高额地租还赚得多。
而李素之所以建议刘备考虑这么立法,自然也是因为李素见识得多了,他知道从古到今,种粮食的利润都不大,所以种粮食的农民扛不住高地租,最容易被高地租激起反抗。
而工商业和农业里的经济作物种植,利润率可以高于种粮食。这种“种植园经济”的佃户、雇农对剥削的忍耐力也就比粮农高,事实地租高一点,好歹还活得下去,不容易被逼反。
这也是有后世历史教训证明的,比如宋朝统治那么久,最后只有外敌入寇而亡,却没有亡于农民起义。
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朝的工商业发达,手工制造和经济作物种植也繁荣,吸收了大量劳动力,还盘活了底层。
明朝虽然亡于农民起义了,但明朝最后爆发问题的主要是西北的粮食作物产区,而江南的经济作物产区和工商业发达地区,底层劳动力还是活得下去的。
可见对于剩余资本,国家应该往工商业上引导,让工商业和经济作物农业吸收赤贫,吸收失地农民,给条活路。
那些一味搞“重农抑商”的政策,反而不利于王朝中后期。因为钱这种东西一旦剩下来、形成资本,以华人的天性禀赋是肯定要去想办法钱生钱的。
如果抑制了工商,这些钱没地方去,不是放高利贷就是继续买地囤房,加剧土地兼并,那危害才大。
把这些没处去的钱引导到工商业上,就算造成一点实业泡沫,也好过炒地皮。大不了泡沫爆了的时候这些钱自相屠灭,传导不到粮食上。
(注:大萧条的时候,米国农民也受害了,农产品也暴跌,但那是因为1929年的时候米国农业的金融介入度也过高了,很多米国农民是贷款多买地买农机扩大生产。
如果不允许金融借贷进入粮食生产资料,危机就传导不到基础粮食农业上,最多传导到经济作物种植。)
所以李素才建议刘备设想如此巧妙的设计:我原则上控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上限。
但如果真到了压制不住的时候,那也宁可堵不如疏。把这些想要更高剥削收益比例的热钱,往工商上引,别去祸害囤积土地了。
你去开工场、种棉花桑蚕、甚至只是种菜、炒大蒜炒大葱炒生姜炒一切香辛料贸易,也好过热钱去囤粮田。一定要把过剩资本从粮食生产领域挤出去。
这样留下了一个在非粮领域有更高的剥削比例的宣泄口子后,对粮田领域的剥削比例上限的严格执法,才能切实落地。
到时候遇到违法的地主恶霸,官府依法严惩,支持官府的人也会更多。
至少那些开经济作物种植园疯狂剥削的地主,不会同情那些囤粮田疯狂剥削的地主,甚至看到后者被官府打击时,还会幸灾乐祸。
这样让世家豪强地主自己分化成两部分、互相幸灾乐祸狗咬狗。让工商业和经济作物种植园主去仇恨粮田大地主,朝廷对土地兼并的治理才不至于积重难返。
说到底,核心思想就是一个:解决土地兼并,绝对不能一味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是人口稀缺、需要动员战争国力的历史时期才有效的特有产物。
秦始皇汉武帝那时候要重农抑商,是为了对外战争。不打仗了还长期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地重农抑商,逼着过剩的钱没处去、只能囤粮田,那是自掘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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