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要是把这事儿疏忽漏过去了，将来等其他后人钻研学术、琢磨明白其中道理、再打着他的旗号提出、那他李素可丢不起这个人呐。
李圣作为《殿兴有福》的缔造者和集大成者，怎么可以犯这种低级错误？一个人的学术体系得逻辑自洽，这是封圣的基本要求。
……
此后一段时间，李素便投入到了这个学术体系的完善建设中，跟老婆商量如何把文章揣摩严密了。
然后上交给刘备过目，又跟其他一些学术官员切磋一番，明发天下。
算是为大汉朝从此开始确立一世一元制度、并同时使用“汉多少年”和“年号多少年”这套双轨并行纪年法，正式奠定了法条依据。
借着这个契机，大汉的治理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扫除外患之后、重新休养生息的和平发展期。
此后两三年中，果然也是一切垂拱而治，没发生什么大事。只不过国债还款的速度，比预期地稍稍慢了一点点，一直拖到章武二十一年底（216），才算彻底还清。
其中的曲折，也属于意料之中的正常调整：那几年里，又发生了几场天灾。并州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蝗虫和旱灾，让一州之地绝收了一整年还不止。
好在并州人口不多，靠缓过气来的冀州和关中补贴，还能撑过去，只是花点钱粮，免税两年。
后来又是荆州再次水灾、地震。
这些开支，加上关羽最后肃清阶段也得在北疆保持两万人左右的作战部队、始终处于出击状态，有持续的军事行动，也要开支。
这两项加起来，可不得多耗费了一年的财政结余。
不过，这几个休养生息的年份里，朝廷官方虽然没有大兴土木、乱搞建设，但民间的工商业开拓发展和自发投资，却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
之前运河网络和大江大河河海转运网络的完善，让整个国家进入了第一次统一大市场的黄金期。
百姓变得愈发富足、藏富于民，各种社会分工也愈发细化。
之前只在长安雒阳和邺城三地附近的“大城市周边百姓不再种粮食，而是全力种难以长途运输的易腐蔬菜供应都市、自己再买外地运来的粮食吃”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自发取经学习先进致富经验，已经扩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级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业改名改回来了）、武昌、襄阳、宛城、蓟县、下邳、襄平、济南，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经济形态。
这样的民间经济自发成长、社会分工深化，也反过来进一步反哺了“租庸调输”法的贯彻落实。
因为“租庸调输”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调”法，差距最关键就在于一个“输”字，把运输成本折入官价税赋计算体系，拼命鼓励民间自发想办法降低运输成本，给降低运输成本的人让利，扩大工商业流通。
现在每个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边、百姓都敢于连自己口粮都不亲自种了，而是卖菜后用得来的钱买粮食，这个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是日新月异，远非当年的自给自足状态可比。
朝廷的工商税收税也变得更为便利，税基征收系统也更为完善、征收成本也便于平摊下去。
因为无论从事工商的人多少，每个郡县要养活的必要工商税务系统官吏，是绝对不会少的。
要收的税多了、税基大了，对于固定征收成本的“折旧摊销”，当然是有好处的。
而缺点仅仅只是税务人员基本上没有闲下来休息的时候，得天天加班，但这都是官迷们该做的。
都千辛万苦科举考进税务系统了，说明他热爱这项事业，不该加班嘛？
交通运输和商业流通进一步强化后，另一个好处也渐渐显现出来了：以诸葛家为代表的“物流公司”，逐步开始往全国范围内扩展业务，这几年里，大汉终于出现了覆盖全国的民营物流网，成本还比朝廷的驿站系统便宜。
民营物流更擅长省钱，但覆盖率不如国营的全面、及时性也不如国营的好，这也是正常现象，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所以国营驿站系统，未来主要还是送文书信件，而大宗物资的托运，交办给民营就更加省钱。
互补制约之下，双方的效率也都有保证，留点竞争空间，可以防止另一方没了对手后渐渐摆烂、彻底堕落。
最后朝廷驿站就成了类似邮政的存在，而诸葛家的民营物流成了相当于四通一达的东西（诸葛家的产业最后交给了诸葛均。诸葛均成年后短期做了几年官，最后弃官从商，帮姐姐分摊差事接班。）
有了这些物流系统后，在214、215那两年里，并州和荆州再次遇到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时，还起到了一个之前没想到的作用，
那就是地方上的豪强世家、指望靠着土地兼并，在荒年囤积居奇、炒高粮价趁机兼并更多活不下去穷人土地的做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因为囤积粮食投机倒把这种事情，自古都是要在运输成本高、长途运粮食不划算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
从桑弘羊到王安石的“平准均输”法，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看哪儿粮价暴涨了官府得组织运输调度粮食过去平抑粮价，或者是靠常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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