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救百姓！”
许大有可不认什么鸟少卿，魏公公说啥就是啥。他喊了一声，一个猛子扎进了河中。
“扑通”声中，二十多个原吴淞水营的官兵纷纷跳河救人。
当下已是十月，河水虽未结冰，但也透骨剌凉。
田刚也想下水救人，不过李维知他水性不是太好，故而拽住他，免得人没救着，反叫溺水之人给拖下去垫背。
魏公公也知这个道理，加上他水性也不好，因此并没有下水救人，而是指挥部下在岸边寻找长绳和竹竿之类，尽可能的帮助水中救人，做好接应准备。
这也是明智的举动，在人数较多的救援行动中，指挥者的重要性比直接参与救援更重要。
肇事方那条船上的人也在救人，隐约有妇孺惊呼和哭喊声，想是叫吓到了。
王体乾站在一边，未曾胡乱干涉，只颇有兴趣的看着那位叫嚷先救洋人的太仆寺李少卿。
因为夜色缘故，李之藻没有认出魏公公来，只以为对方是扬州哪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哥，不然如何有这么多随从的。
堂堂少卿的话被人当场驳斥，李之藻脸上自是挂不住，但他倒没有发作，因为他怕耽误救人。
这会，还有什么事比救人更重要！
救百姓也好，救洋人也好，都是救嘛。
倘自己不合时宜的坚持先救洋人，传出去也对声名不利，若是叫科道知道了，恐怕都会有人弹劾于他。
李之藻无心再摆官威，也是惊魂未定，瘫坐在岸边的泥地上，焦急的看着河中。
他很担心同行的郭居静和金尼阁二位教士就此遇难，那样的话，于天主教而言是巨大的损失，于他李之藻而言，也是最大的遗憾。
郭居静和金尼阁都是利玛窦神父的助手，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则是比利时人。
五月利神父病逝后，郭、金二人和京中其他几位西方教士便想回到江南传教。
郭居静希望能在上海县办教堂，而金尼阁则因为和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关系不错，所以想到杭州开展传教事宜。
之所以耽搁到现在才南下，主要是因为按照天主教的惯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死后应当移葬澳门。
但利神父生前希望自己能够葬在北京，因而郭居静和金尼阁他们通过结交的明朝官绅，希望能够说服皇帝陛下开恩，允利神父葬在北京。
这件事，李之藻也一直在帮忙，也是他找的首辅叶向高，最终在叶向高的斡旋下，万历皇帝破例准许利玛窦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使其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办完利玛窦的葬事后，李之藻收到了杭州老家的来信，他的父亲病逝了。
按礼制，父母死，为官者要回家奔丧，并且守制二十七个月，是谓丁忧。除非极特别情况，朝廷离不了这人，由皇帝特旨“夺情”，否则再大的官员也要立即解职回家。
这就使得不少官员一生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死爹娘，尤其是朝廷重臣们。
重臣成为重臣，一路走来可是极不容易的。
好不容易上来了，突然又下去，换谁都没法接受的。
本朝倒是有过“夺情”先例，那就是前首辅张居正。
可这世上又有几个张居正，又有哪个现在还敢当张居正？
以郭居静的身份，皇帝根本不可能夺他的情，所以收到信后，便约了一直就想南下的郭、金等教士一起启程。
船至扬州境内，天色已晚，照规矩应当停船靠岸休息，明日再走。毕竟，黑灯瞎火的行船不安全，可李之藻因为急于回乡奔丧，不愿在扬州耽搁，遂让船家冒夜开船。结果，和对面一艘同样在赶时间的货船撞在了一起。
落水的除了李之藻自己的三个随员，西洋教士外，还有几个洋商和十多个明朝人。
几个洋商是从福建北上到京津一带采购货物的，十多个明朝人有几个是跟着一起做买卖的，余下是这些洋商请的向导和通事。
当下大明朝没有海关一说，对入境的外国人也没有什么严格手续，杭州、广州及福建的泉州一带，西洋商人为数众多，也极受当地士绅欢迎，原因便是这些西洋商人有钱。
魏公公所憧憬的海贸巨利，这些西洋商人在其中可是出了很大的力气。
江南这一带也有不少欧罗巴的洋商，还有东南亚一带的藩商、夷商也不少。
藩商和夷商是明朝朝贡体系带来的影响，因而比西洋商人更受明朝官方看重，在某些方面受到了一定的优待，给予方便也是极多。
反而，西洋人在明朝的地位和影响很低，这从天主教在明朝传播至今，也没能广泛传教便能看出。
魏公公刚才也是小题大做了，或者说，他那根紧绷的神经有些太过敏感。
当下之明朝乃世界最强大帝国，而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洋人就从来都是高高在上，以俯视的目光看待这些白皮肤、蓝眼睛的异域之人的。
某段时期，甚至都不拿这些西洋人当人看。
如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在广州将十几万胡商投入石碾，磨成了军粮。
在这种强大的民族自信心面前，又岂会发生魏公公所以为的“跪舔”现象。
李之藻喊出先救西洋人，并非对洋人有奴性，而是和他一直与西洋人接触，并且洗礼加入天主教有关。
在这位天主教徒、太仆寺少卿的眼中，西洋人虽非中国之人，但既然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朝廷就当对他们表示极大的善意，使其感知中国之仁义，感知中国之博大，之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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