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大宋的惯例，初二是烧香的日子，太后领着一帮儿媳妇一大早就出宫了，估计午后才能回来，赵昺最不愿做这种事情，便留在宫中，得以清闲一日。而初三则是陪同外国使臣前往御苑射箭，而本朝要挑选出善射的武臣伴射。
列招箭班十余人站在箭垛子前，使者用弩子射箭，先由一个裹无脚小幞头，穿锦袄的辽人，把弩子踏开、舞旋、搭箭、瞄准，后由辽使校正、发箭。宋朝伴射武臣射中目标，皇上赏赐闹装、银鞍、马、衣服、金银器物。其实这也是一种炫耀武力的活动，以此来震慑敌国。
不过刚刚回到江南的大宋，属国皆已经叛离，当前唯一的敌人就是蒙元，但是双方还处于战时，不可能互相遣使朝贺。于是赵昺便改为召集在京的及入朝朝贺的武臣前往校场射箭演武，一早他换了戎装，在倪亮和陈墩的护卫下，领侍卫营在宫门外会同了应诏前来的众将，骑马前往校场。
因为原宫城已经被蒙元焚毁，赵昺在选定北宫作为新宫，不再花费大量银钱恢复旧宫。但是旧宫离着中枢重地太近，若是任其荒废，不仅浪费了土地，也因曾是大内所在不适于重建朝臣们的府邸，且里边尚存着大量的废墟，容易成为盗匪的藏身之地。于是赵昺早在去岁回京后便下旨将皇城大部改建为军营，作为御前护军营地，将凤凰山北麓的万松山改建为国子监和太学，统称为万松书院。
刚来到这个时代，赵昺对国子监和太学傻傻分不清楚，一直以为这都是同一个机构，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但是后来才发现自己错了，其实国子监应该是全国国办的府学、州学、县学的管理机构，职能类似于现代的教育部。而太学才是国家的最高学府。
不过赵昺亦发现自己这么认为也不全错，早在大宋立国之初，袭承唐制，分设西京国子监、东京国子监，增辖武学。国子监亦屡易其名，有时称国子监，有时称国子学，其职能具有二重性，一是作为官学最高管理机构，二是生徒就学的最高学府。
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国子监。但是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仁宗庆历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大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神宗时才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设八十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
徽宗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材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渡后的绍兴十二年，始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宋亡时学生达一千七百多人。因此宋代太学已然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
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庆历间，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神宗熙宁五年)起，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但到了南渡之后，外舍生入学，须纳“斋用钱”，方能在官厨就餐；贫者减半纳；内舍生和各斋长、斋谕免纳。
学生各习一经，随所属学官讲授。学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内舍、外舍。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的制度，称“三舍法”，规定新生入外舍习读，经公试、私试合格，参考平日行艺，升补内舍。内舍生两年考试一次，考试成绩和当年公、私试分数校定皆达优等，为上等上舍生，即释褐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生，准予免礼部试；两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舍生，准予免解试。上舍生不再参加公试。私试每月一次，由学官出题自考学生；公试每年一次，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
学生分斋学习，每斋三十人，屋五间、炉亭一间为全斋阅览和会议处，设斋长、斋谕各一人，负责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行艺。学官与唐略同，然无助教、直讲，又增学正、学录、监书库、监厨官等。职员称学职或职事人，有前廊学录、学谕、直学等，大多由上舍生或内舍生担任，每月有俸钱。工人称斋仆、贴斋等，亦领“月给钱”。
宋代太学培养出了大批官员和学者，且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一些太学生积极参与国事，上书言事，推动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且宋代太学制给后世的教育以很大影响。
当年赵昺亲自勘址，将万松岭原禁军雄八营及修内司营原址全部划归国子监，占地百亩左右，但是建成后他还没有来看过。这次他们一行人过了六部驻地后转向西沿原环皇城旧道循山而上，正好从国子监前经过，也正可顺便看上一眼。
赵昺当时要求工部建成的书院要集藏书、祭祀、讲学三大功能，而当前从外部看建筑布局依然沿用了官学“左庙右学”的形制。左边近山处有大成殿殿，大三开间，是书院的祭祀场所，殿前有颜乐亭。高处建留月台和掬湖台。孔子殿右边，前有万松门，后有明道堂。堂为五开间，宽绰宏敞，为先生“讲明经义”的课堂。西廊两侧各有斋室五间，是师生们自习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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