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摸透了对手的心思，随之也下定了打的决心，但这次他不想只是被动的防守，而是抓住战机扩大战争的规模。不过他也清楚此非是前时跨江抢马，自己可以临时起意组织的一场战斗，也不是一场烈度较大的战役，却是一场波及范围和影响力更大的局部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些年来赵昺对此的理解随着身份的不断转变有了更深的理解。初时他也就知道这句话，理解也就在字面的意思，而那时帅府刚建手里也只有千八百人，想的也是如何能够保住命，什么复国救民就是嘴头上的漂亮话，哪里又什么政治目标，更不会有长远的战略，琢磨的是如何取得眼前战斗的胜利。
待到了琼州，面对‘一贫二穷’和敌军环伺的局面，赵昺考虑的就是如何撑住场面，笼络住人心，站稳脚跟。而他那时的水平有限，只能是以战术视角去看世界，靠着勇气和前世的经验解决战略问题，说白点儿也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充其量做的只是一个知州的工作。
不过这段时间也不长，赵昺很快就当上了皇帝，并将行朝迁至琼州。形势的变化就逼的他不得不从更大的格局上考虑问题，但主要还是‘求生存、求发展’，复国虽然已经提上日程，可在他看来还是一个遥远的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而他也自知顶着皇帝的名头，做的却是一方封疆大吏的工作，境界有所提升，也勉强可以用战役眼光审视世界，解决问题。
即便是赵昺做出收复江南的决定时，对局势的判断也是片面的，削弱蒙元在江南的统治力，打击其经济，算计忽必烈及发起的护陵之役都是站在组织一场大战役的角度上，根本没有想到能够自己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占据整个江南，他甚至已经做好了一旦战事不利就退回琼州预案。
现在回想起来，赵昺都会冷汗直流，连呼侥幸。当时可以说是一场乱战，几个战场同时打响，他们胜在出其不意，瞬间将整个江南搅成了一锅粥。蒙元方面根本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只能被动的应战，加上忽必烈突然暴毙，朝廷也是一片混乱，这才让赵昺得以控制住了局面。
由于缺乏政治上的考虑，当时也并没有制定出相应的预案，赵昺只能是仓促应对，虽然不至于酿成大错，但是想想彼时政策并非没有缺陷。可在众臣的辅助下，他也算是勉强应付下来，而接下来的‘内斗’就让他疲于应付，手忙脚乱了。
那时的赵昺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甚至准备利用军队接管政权，实施军管，完成过渡，从而巩固自己的帝位。好在有应节严在其中斡旋、调和，化解了政治危机，平息了朝廷可能的分裂。而那段被‘夺权’的时间，亦让他也得以反思自己的所为，让他明白了自己的短板，清楚若想巩固地位，就必须学会以一个最高统治者的眼光审视世界，才能做出正确的决断。
有了这个觉悟，赵昺对发动战争也更为审慎，而非过去只需考虑战斗能否胜利，却是要想到‘最终目标’，也就是战争计划，如何使整个军事活动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的统一行动。就是说战争计划使得各种军事行动都指向了最终目标，这样所有的军事行动目标明确，而不是各自为政。
赵昺清楚战争和政治相互影响，政治目标影响战争目标，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计划要涉及到四方面，包括作战方针，使用手段的范围，使用力量的大小和时间的影响。而方针指的是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还要根据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敌我双方的的力量和多种关系；敌我双方的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及能力；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对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
他记的对于战争计划的概念，《战争论》是如此描述的：战争计划总括整个军事行动，并使它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的统一行动。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者就不应该开始战争。这个主要思想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会一直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
而战争计划对于战争结果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战争是整体，一切取决于最终结果；另一种是战争是相互独立的，最终结果是单个结果的积累。赵昺以为第一种可以视为基本观点，第二种则是第一种在具体情况下的修正。赵昺则认为战争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构成的，这些结果就像赌博中的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以后的输赢并没有影响，而人们却可以把每个单个的结果像筹码一样积存起来，从而改变局势……
“各位丞相，蒙元近日对我朝润州至江口一线部署重兵，朕以为敌是欲自运河南侵，直逼京畿地区。当下我军虽已进入战备，但处处防守十分被动！”赵昺召集在朝的几位执宰商议江东防务，听取他们的意见，他指着桌上的舆图简单的介绍了当前的敌我形势。
“陛下，臣以为此战应坚决反击，最好能够与敌重创。如此不仅可以保我京畿安全，还能牵制敌河南山东行省的兵力，减轻荆湖一线的压力。”陆秀夫首先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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