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翻开史书的时候，发现文臣‘知兵’的人很是不少，赵昺也曾有过这样的考虑，既然文臣能领兵，又便于控制，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是在实践中他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知战阵，能领兵者寥寥无几。
这当然不是赵昺的臆断和偏见。因为行朝成立于国破家亡之际，混乱的情况下也顾不得许多，可以说文武齐上阵，如陆秀夫曾在陈宜中出走后主持军政、文天祥以副相身份在江西组织义勇抗元、陈则翁则是以广东路转运使的身份在广州抗元等等，可以说朝中许多文臣都有领兵的经历。
但是文臣领兵的结局大多不妙，文天祥被斩于大都，各地的抗元力量逐步被剿灭，若非赵昺穿越而来，陆秀夫便背着幼帝蹈海殉国，大宋最后一丝余晖坠于崖山。就这段历史而言，他以为所谓文臣领兵就不大靠谱。
赵昺以为这失败的板子也不能都打在这些文臣身上，而是隋唐之后的制度问题，让文臣知兵失去了成长的环境。宋朝的重文轻武，逐渐发展成文臣领导武将、武将带领士兵的局面，让这些读书人直接指挥士兵上阵冲锋，也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所以说隋唐之后文臣知兵就是个笑话，而入宋后除了太祖，历代皇帝也都是只会纸上谈兵，可还要每逢大战授阵图，如此军事指挥制度下就可以想象大宋败亡其实也不算太冤。但也有人会说，明朝重文轻武比之宋朝更甚，可以称得上是‘以文驭武’，可知兵的文臣却层出不穷。
可是赵昺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在明代‘知兵’的文臣真正成功的仅有于谦、胡宗宪、张居正等人，即便加上一个所谓文可定国，武可安邦的异类卢象升，也是屈指可数，数量远远少于和他们同时代的如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等名将。
且明朝这些文臣之所以得以成命，却也非是亲自领兵上阵，他们的成功都不以善用兵自诩，而是着重于选将任能、筹措粮秣以及厉行赏罚，确切的说是知将，而不是知兵。
如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于谦，在保卫北京的过程中大胆启用陶瑾、高礼、孙镗等将领，并调集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
针对北京城内军械不足，于谦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紧赶制，一面将南京库存兵器的调入北京，补充守城部队。甚至还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军械。
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于谦一方面征集大车命令官军去运粮，一方面向京城内的百姓发出告示，谁愿意出城抢运粮食，在得到运费的同时，每运二十石粮食还会奖励一两银子。几天功夫，通州粮仓的粮食全部被运到京城储存起来，充足的粮食储备稳定了军心民心。
于谦准许官兵预支半年军饷的做法更让全军上下欢呼雀跃。正是凭借着兵力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明军一扫“土木堡之败”后的颓势。最终在北京城下击退了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
嘉靖年间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宪，同样慧眼识人。他重用的俞大猷、戚继光等均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成为抗倭前线的中流砥柱。只是胡宗宪权柄有限，还需要亲自带兵前去救火。但与指挥不动一线的胡宗宪相比，张居正的御下之术可谓登峰造极。
在培养和信用戚继光、李成梁两员名将时，张居正经常给予敲打。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原本立功，下面巡抚已为他申请封爵，张居正却亲自导演了李成梁所部“杀良冒功”的政治风波，又并不继续追责，给予希望。
眼看胡萝卜近在咫尺，李成梁只能兢兢业业，积累战功终于在“东昌堡大捷”后，在张居正授意下，辽东巡抚上奏为李成梁请功。万历七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钧下旨册封李成梁为“岁支禄米八百石”的宁远伯，并特许其一子可以世袭卫所指挥使一职。
此时的李成梁表现得颇为恭顺，竟主动上奏请辞。明神宗朱翊钧为此特意批示：“（李成）梁屡立奇功，加恩非滥，谕殚忠奋勇，以图报称，不允辞”。这种让武将毕恭毕敬、不敢造成的本事，是文人知兵的典范。
而让后世最为崇拜的，则是清末以文人统兵的曾国藩。其本人并不善军事，这才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故。但他的能力在于善用人、善筹划。最终一手打造出一支颇为强大的湘军。当然，此时已经是洋枪洋炮的时代，武勇已经过时，战争打的是武器和后勤。
纵观中国历史，文人确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家。但理论上的知识距离成功实践终究还有很大的距离。更何况战争本就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博弈，并非个人的天赋、努力与否能决定的。
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如王阳明、曾国藩等真正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文臣，他们所具备的优势从来不是“知兵”，而是“知人”“用人”和“会作人”。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千年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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