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从短期来看，颜良手中十分宽裕，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征募些新兵完全不在话下。
但是颜良深知若是只有出没有入，即便是金山银山也会被坐吃山空，所以时时刻刻都在盘算着如何可持续地获得进项。
在邺城的时候，通过查阅籍册分析，黑山军已经从流寇转而向收取过路费的坐地路霸发展，而沿山各郡县定会有许多商贾与黑山贼暗通款曲达成默契。
若是颜良狠狠心把这些商贾打杀抄没了一批，倒是能获得不少资财，但这样做的后果也很严重。
首先这些商贾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钱财可通鬼神，与地方豪族乃至于官吏的关系非同一般，很多更是高门大族的代理人。
颜良这一回来到常山可与去兖州的情况大不一样，他在兖州乃是外客，可以随心所欲的放手施为，顾忌的东西也少，可是在常山乃是本州，更与下曲阳老家比邻，这吃相可不能太难看了。
颜良可是打算把常山国发展成自己的根据地大本营，从而为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
所以他在赵国与赵国相阴夔商议的时候，也只是提议先宣谕禁止郡国士民与黑山贼沟通，待到有人知法犯法之后，再处置那些见利忘义的不法商贾。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让颜良顾忌颇深，乃是他在邺城时与田丰谈及此事时，田丰用《吕氏春秋》中的一句话来告诫他。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
虽然天下四民，士农工商中商人的地位最为底下，每朝每代多有禁商抑商的氛围，但如田丰这等有识之士都明白商贾的作用不可或缺，而颜良有后世阅历见识，更明白商业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如果一味打压商贾，则会令地方上的经济陷入一片死水，那就得不偿失了。
在这一路之上，颜良把如何促进常山国中经济的命题下达给手下的一种将吏幕僚，让他们一起建言献策。
虽说大多数建议没什么可行性，但还是有那么几条看上去有操作的可能。
到了真定之后，除了训练士卒，征募新兵之外，颜良反复召开如何提振经济，扩充财源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是他手下比较有脑子的，比如隗冉、昌琦这等只会带兵的武夫则一概没叫上。
参与建言献策的张斐、颜贮、陈正、田灿、刘劭、时苗、张揖、沮辉等人都是时下传统思维的士族出身，他们所提的建议也并未超越时代的樊笼，绕来绕去最后还是主要集中在盐、铁、酒等三项商品之上。
关于这三项消费品之中，盐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须摄入商品，铁是打造农具、炊具、武器的必要材料，酒则是用粮食加工的高端消费品，三类商品都有巨大而广阔的市场。
具有强权的政府想要快速敛财，把目标定在这三项商品上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而这在历史上也有广泛的例子可以遵循参考。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就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使齐国成为中原霸主。
秦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奠定了秦国一统中原的经济基础。
汉初开放民营，使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但朝廷财政却捉襟见肘，直到汉武帝时期，因进击匈奴的需要，汉武帝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了盐、铁和酒的国家专卖制度。
虽然，汉武帝在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对超出反击匈奴范围的过度的军事征伐有所悔悟，转为更为和平的政策，但直到汉昭帝时期，对盐铁酒的专卖制度仍旧没有废止。
这其中的缘由自然是因为其中的利润极为丰厚，让尝到了甜头的政府机关迟迟不愿放弃到手的肥肉。
而社会上各个阶层都对官府把持此等厚利不放而愈发不满，所以引发了在中华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大辩论“盐铁会议”，在汉昭帝的主持之下，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辩论，最终产生了《盐铁论》这册影响力极其深远的恢弘巨著。
最后达成的协议便是废止了政府对酒业的垄断，并部分取消了盐铁专卖，这与后世大天朝的一项政策十分相似，便是“国退民进”。
当时的举措十分有进步意义，从国家将财富聚集往藏富于民的方向开始转变，也确立了一项准则，那便是政府只能以适当的税率收税的形式、而不是经营一般性商业的形式获得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
也就是说，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一方面要收税一方面自己来卖货，还不允许其他人一起卖。
这个准则放之各朝各代都非常适用，当然，这不包括战乱年代。
而如今，中原各地战火纷飞，常山国又深受黑山贼滋扰，经济十分贫弱，想要供养足够的兵马去剿灭黑山贼，势必要巨量的钱粮。
河北原本财大气粗，若是用以专心应对黑山贼，倒也不愁钱粮，但袁大将军最为关切的目标乃是曹阿瞒，没有第一时间去搞定张燕这个顽固的恶疾。
经历了官渡战败后，河北元气大伤，又在司兖之地与曹军拉锯攻战，哪里还有多余的钱粮供给常山国扩军备战，这也是常山长史辛毗反对颜良扩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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