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望秋有些惊讶，心想我们中国也在进行几乎相同的讨论，才两年的时间，很多人都搞得势不两立了，就道：“吵了这么多年，竟然还能坐在一起讨论，倒是挺难得的。”
皮尔-卡丹笑着道：“很多激进的人都退出沙龙了，比如戈达尔。戈达尔第一部电影是夏布洛尔投资的，而且跟特吕弗是亲密战友。在夏布洛尔回归商业片后，戈达尔意见很大，觉得这是在向资产阶级投降。等到特吕弗开始拍商业电影后，戈达尔愤怒地退出了沙龙，并公开宣称，特吕弗绝对不懂拍电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的电影，就是《四百击》，那之后他只不过在讲故事罢了。在那之后，很多跟戈达尔持相同的观点的人先后退出沙龙。原来沙龙组织活动的时候，会有数百人参加，现在你也看到了，就这么点人。留下的人虽然继续争吵，但还算是能包容对方，不像戈达尔他们那么极端。”
特吕弗与戈达尔的恩怨是电影史一桩有名的公案，只要学电影的，对此都是耳熟能详。只是许望秋没想到他们都曾是这个沙龙的成员，并在沙龙中激烈争吵过。
皮尔-卡丹继续道：“我听他们说，今年年初戈达尔从日内瓦回来了一趟，找到夏布洛尔，希望跟他们和解。夏布洛尔说，我没有关系，但你长时间攻击特吕弗，他真的非常伤心，恐怕很难跟你和好。当时特吕弗不在巴黎，戈达尔没有见到他，就回瑞士了。听说他给特吕弗写了封信，表示希望和解，还说要邀请夏布洛尔，里维特和特吕弗到日内瓦当面谈谈，他说，无论如何，友谊尚存。特吕弗拒绝了，并回了一封长信，他在信里写道，如果你准备拍一部自传，片名我知道，就叫《一坨屎就是一坨屎》。”
戈达尔和特吕弗原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好得可以穿一条裤子，闹到如今这步田地，许望秋真的为他们感到遗憾。他想到了张一谋他们，现在大家非常团结，卯足了劲头，要改变中国电影的现状，可将来会怎么样呢？会不会因为观念不同而决裂？会不会闹到戈达尔他们这般田地呢？许望秋不知道，但他希望不会。
许望秋没有参与波兰斯基他们的争论，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自己把观点亮出来非但不能改变什么，反而会招来许多敌人。法国电影往哪个方向走，是死是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懒得操这份闲心。
不过许望秋当吃瓜群众没当多久，还是被拉入了战团。娜塔莎-金斯基见许望秋兴致盎然的看双方吵架，好奇地道：“你是什么观点，你认为电影应该更艺术，还是应该更商业？”
娜塔莎-金斯基这么一说，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许望秋身上，想听听许望秋的观点。
许望秋见众人都盯着自己，心里十分无奈，他真的不想掺和法国电影圈的争斗，不过现在这么多人等着他发言，肯定是躲不过去的，就道：“太祖曾经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其实对电影产业来说也是如此，电影要搞好必须搞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谁。
我认为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不应该是敌人，我们现在真正的敌人是谁？是好莱坞。好莱坞是一种强权文化，如同美国的强权政治一样。如何应对好莱坞文化霸权，以及好莱坞文化入侵，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电影人都面临的共同问题。你们为了对付好莱坞，主张走跟好莱坞完全不同的路线，搞作者电影，走精英路线；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对艺术的态度是文艺作品要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中国革命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也就是群众路线。我们认为要对抗好莱坞就要走群众路线，要拍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只有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喜欢我们的电影，那我们才能够打败好莱坞。
电影的路该怎么走，各国的情况各有不同。就像苏联十月革命是在城市取得成功的，那是苏联自身的条件决定的。我们中国的情况跟苏联不同，就不能走这条道路。在中国革命的早期，有一帮人主张学习苏联，在城市搞革命，结果损失惨重，最终靠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取得了成功。我觉得电影也是这样，法国大学生多、知识分子多，走精英路线、作者路线也许能够成功。但我们中国贫穷落后，国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拍高深的艺术片大家不爱看，精英路线肯定是走不通的，只能走群众路线，用商业片跟好莱坞争夺文化控制权。
我认为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并不是对立，尤其是在好莱坞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双方更应该携手合作，守住我们的文化。”
娜塔莎-金斯基不懂许望秋在讲什么，群众路线，农村包围城市这些东西听都没有听过。不过其他人大部分都能够听懂，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佐派，甚至读过《太祖语录》，只是他们没想到许望秋会把商业片和艺术片的争论跟革命路线扯到一起，而且听上去还挺有道理。
“拍商业电影是走群众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你的这个说法挺有意思。”波兰斯基是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五月风暴的时候，他在戛纳跟戈达尔等人高呼“要电影更要革命”。他对革命认识比其他人要深，听完许望秋的话不禁拍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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