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江辰征集并武装党羽暂时坐镇云仙城镇守抵御西陇道妖族势力，刘义隆呈兵北伐，更加确定自己将会稳固江山，恣意享乐。一次亲往老太尉刘穆之府中慰问，问刘穆之“我赞赏当初韩非子的说法:尧帝据有天下的时候，府邸很粗陋，穿衣吃饭很简单，连为人看门的差役也比他会享受。大禹开凿龙门，治理洪水，一直远远跑到海边，不辞辛苦，累得腿上的毛都磨光了，手脚皮肤粗糙，满是老茧裂纹，面色黝黑，最后还死在外面，葬在会稽，连俘虏和奴隶也没有比他更苦的了。然而贵有天下的人，难道就应该这样吗？不，这是下等人的作为，贤能的人决不应该这样做。贵有天下的贤人要使天下适应自己，这才能安天下治万民；像尧和禹这样的帝王，连让天下利于自己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治天下呢？所以真正的帝王应该让天下专奉其一身，满足他的所有欲望，而不能苦了自己，费心劳神。你说，我想长享天下之乐，以终年寿，而使万民服服帖帖，不敢为非，有什么好办法吗？”
年迈的尚书左仆射，名誉太尉刘穆之虽身体抱恙，听他这么说一时间犯了心病，有人讥讽刘穆之贵为大宋一人之下的第一官员，刘义隆第一智囊，却规劝不利，致使江辰远在北魏而不能得到大宋的支持，江辰三次上书，皆被刘义隆驳回，致使一人在北魏抗敌，而刘宋国内群盗横行，国事糜烂。现在，他若直说形势危机，皇帝应该专意治民，不能一味想着北伐，恐怕文帝必然恼怒，别说太尉位列三公恐怕也会重重治他的罪。为了保持自己的名声，可以继续以年迈之姿，保持官禄能在朝廷容身，刘穆之不得不违心地顺遂文帝的心意，上书陈述所谓“督责之术”，以讨取其欢心，求得优容善待。
所谓“督责”，最早提出者便是秦朝是的丞相李斯。
就是君主时刻督察臣下的罪过而责之以刑罚。刘穆之首先指出，君主只有行督责之术，才能正定君臣之名分，明确君臣上下之大义；才能使臣下不管是贤能还是愚蠢都来尽心竭力服事君上，而君主则可以独制天下，极乐穷欲，不受任何限制。所以这是君主必须要掌握的治术。相反，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君主，正如江辰当初所说的那样“虽有天下却不能随心所欲放纵自己，这是把天下当桎梏。”但是，江辰当时说这句话的核心意思，也是在规劝文帝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即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然而，在刘穆之的意思中，却完全将江辰话的含义说反了。在这里的原因就是帝王不会行督责之术，结果不但不能享乐，反而为天下民众苦形劳神，事事要顺从百姓。这样的君主把得到的天下当成桎梏来束缚自己，有什么可尊贵的！让人顺从自己。则己贵而人贱；让自己顺从别人，则人贵而己贱。像尧和禹有天下而不能纵情放欲，反而为天下人焦心苦身，就是由于不用督责之术的缘故。
那么，如何行督责之术呢？
刘穆之认为，第一要严刑酷法。像商君那样“刑于弃灰于道者”，本来是小错轻罪，却给以很重的处罚，这样就可以使臣下和民众更不敢犯重罪了。这样让臣民经常心存恐惧，就不敢犯上，君主才可以久处尊位，独得天下之利。若像慈母一样治理天下，百姓则轻视君主，就会变乱横生，君主还怎样能清静自乐呢？第二要权势独操，独断于心。刘穆之认为治国不能依靠节俭仁义之人，不能依靠谏说论理之臣，不能依靠勇武殉节之士，而只能依靠独裁之君牢牢控制听命顺从之臣。要做到这一点，不但君主权势要独操，不能分人，而且决定任何事情都要一人裁断。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轮休的态度和倾向要深藏不露，让臣下感到不可捉摸，这样不但君主身尊势重，而且权不在臣下，他们才不敢违逆君主的意志。归结起来，君主行督责之术，就可使臣下不敢为非，然后可使天下安宁，天下安宁则可使国家富足，国家富足就使君主尊严，君主尊严就可以纵情享乐，想要什么有什么，所欲必得。相反，因为君主安逸而臣民辛劳，臣民不但苦于繁杂整目忙忙碌碌，而且只顾担心犯错误无不小心谨慎，他们哪里还有心思图谋造反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督责之术把人民进一步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刘穆之的一席话说到了刘义隆的心坎上，紧接着，感觉文帝心情大好的刘穆之立刻又上了一道趁热打铁的奏疏，刘义隆一一回复，于乙亥日，颁诏书道“往古周文王专心期望得到贤人，在磻溪垂钓的吕望帮助他推行大道，商代武丁深深的思念人才，筑墙的傅说辅佐他治理国家。朕处在天地人三极之位，宇内澄清，刑罚明断，少正卯一类乱臣已被诛灭。常常想到对上宣扬遗德，对下恢宏帝业，每每在梦中结交充当庖厨的伊尹，望见从事筑墙的傅说，为此勤劳政事到傍晚，更不忘黎明即起。应在各郡国察访，到闾里中去招聘:有孝性忠节而深居隐遁，有信诚义行而清廉正直为人们的表率，文才敏捷博学多识而胜任职事善于治民的人才，务必加以表彰举荐，按才能引进提拔。望各级官员能顺成旨意，使常道能井井有条。主事的官员必须精心细致的网罗人才，使朕能称心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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