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政部尚书刘公路（刘逵）身体欠佳，已经上疏乞辞养病。范谦叔这几月，在淮西郡搞得有声有色，政绩斐然，所以某向尚书省和内阁提议，请调范谦叔出任学政部尚书。”
刘正夫虽然只是礼部尚书，但是加衔垂拱殿学士，实权比一般右仆射还要大。而且礼部负责文教、宣讲——类似后世的意识形态部门，同时还负责组织国考以及大学招录考试的监督。
所以在学政部尚书人选上，是有话语权的。
搞得有声有色，政绩斐然？
苏迈心里一惊，他勐然想到淮西几位故友的来信，说范致虚这两月在淮西积极响应尚书省，大搞“努力学习、切实进步”运动，组织各州县官员，轮番学习，力求做到“统一思想、端正作风、改掉陋习”。
同时还公开讲话，提到“统一思想”的准星是什么——是官家提出的“忠君亲民，建设民富国强、欣欣向荣新大宋”...
这些讲话不仅被整理成文章发表在淮西郡官报——《淮河报》头版上，其中两篇还被《东华朝报》略加修改，加了编者按，刊登在第二版上。
影响巨大。
这一切表露无遗，范致虚完全投向了新派，甚至成为鼓吹新思潮的得力干将。调任学政部尚书，意味着他即将高升——三四年后，接任礼部或者擢升右仆射，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自己还在为他担心什么，操什么心？
苏迈一下子气馁了，不再言语。
蔡卞看了他一眼，继续会议的议程。
与诸位阁老商议人事安排，蔡卞都是有分寸的。首先是一一私下沟通，不会让第三者知道两人商议的结果，也不会让对方知道自己与其他阁老商议的结果。
有时候他判断出对方反对的态度非常坚决，也不多劝——只要有足够的支持票数支持就行了。
所以只有在内阁议事会上，各方各派藏在底下的意见和矛盾，才会浮出水面来。
“吏部推荐的淮西郡布政使备选人，有张绎、向化迪...”
听到张绎的名字，苏迈又纠结了。
这一位可是尹川先生（程颐）的亲传弟子。天启七年，尹川先生病重。此时的他被官家和朝廷冷落，昔日的亲朋故友不敢接近，旧派又跟新派斗得如火如荼，一时没有顾及到，使得这位旧派的精神领袖居然晚景凄凉。
当时张绎听闻后，连忙告假，跑去伺候恩师于病榻上。死后又亲自为其发丧，甚至跑回开封城，向官家苦苦哀求，求得陛下一纸祭文，以及一份追授中顺大夫勋位的敕命。
丧事完结，还因为操劳过度和悲痛欲绝，一病不起，差点没命。
做弟子做到这个份上，哪怕他现在是新派骨干大将，旧派们也无法指责——也没脸指责。
唉，算了吧。苏迈保持着缄默。
“张思叔似乎年轻了些，贸然托付一郡，恐怕有些冒失。”
范纯粹说了一句。
资历、政绩人家都无可指摘——人家参加过漠北之战，立有军功，被敕授光禄大夫勋位。又在岭北苦寒之地施政抚民，待了足足两年。
这份履历，沉甸甸的。
“范季公，张思叔已经四十一岁，相比我等，确实年轻。但是实际上，不年轻了。”蔡卞笑呵呵地答道。
范纯粹不出声了。确实，张绎四十岁了，跟自己和蔡卞这样的六十翁比，当然年轻，可是跟新派骨干们一比，一点都不年轻。
张叔夜，崇政殿大学士兼左仆射，下一任太宰的不二人选，才四十七岁。怎么比？还有李纲、赵鼎、长孙墨离、曾保华、曹铎，都才二三十岁，一个个都身居高位，又怎么比？
不比了！
范纯粹越想越气馁——新派为什么人才辈出呢？从五十到二十多岁，完全没有断层。反观旧派这边，苏迈都算年轻——可他也五十三岁了。
后继无人啊。
范纯粹再想到官家一即位就大搞国考和诸大学——当时大家都以为官家在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是现在反思一下，才发现玄机所在——先派心腹亲信控制住各大学，在招录考试时，通过出题等各种方式，把志同道合或者有潜力可培养的人才全部收拢进各大学。
再在大学两年学习过程中，不断淘汰，不断影响，最后通过国考，把这些培养出来的学子送到大宋官场的各个角落——现在每年的国考，考中甲科者，成均、璧雍大学的学子占六成，乙科占五成。剩下的那四五成，还被江东大学、江宁大学、东海大学等新派据主流的大学占去大头。
十年沉淀下来，难怪新派的人才层出不穷，一茬接着一茬。旧派却像是被刨了根似的。
也难怪，你新派学问学得不好，就算成为海内大儒，通不过国考，照样连九品小吏都当不了。如此之下，谁还愿意去费心学旧学？
官家即位之初，就已经定下谋略，才有今日之结果。或许，诸公大儒们当初没有识破这些，就已经注定失败了。
很快，张绎成为淮西郡布政使备选人中票数最多的一位，十票。
议定完这几位府尹和郡布政使人选后，又合议了两位按察使，三位布政副使和三位直隶知州的人选。
“地方缺职已经议定，现在议一议翰林院等机构主官人选。小苏公（苏辙）因为身体原因，坚决辞去翰林院大祭酒一职。出缺了总要补上。吏部推荐了潘意、刘昺...五人。在发表意见前，老夫提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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