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等众讲官不忍着，将张诚减少慈庆宫供给的事公之于众，也不能说是有错。
毕竟此事过后，他们是在满朝文武上下获得了名声，张诚也得到了天子更近一步的信任，只是唯独令天子对皇长子忌惮更深。
再加之焦紘又上了一个养正图解，这都还没当太子了，就已经按照太子教育了，这样劝进也太过分了吧。
最后天子抓到这机会对皇长子训斥一番，也是平复上次闹事的风波，其实是告诉你，这储位朕还没给你呢，你不能抢，你的老师们这一次就代你受过了。
其实事情到了一步也就是了，大家你好我好收工就是。
哪知陶望龄，袁宗道却挺身而出对着沈一贯批评了一番。沈一贯的态度本就是倾向支持于皇帝，毕竟是王锡爵的现在，岂会无缘无故封驳这圣旨，再说皇长子受训斥在他看来也是‘咎由自取’。
结果陶望龄，袁宗道到他那边一闹，沈一贯肯定是‘惊怒交加’的。
无故背锅岂是好受？
而且沈一贯对孙承宗早有不满，此事却起于袁可立。
袁可立当年在苏州给申时行后院点火后，虽然被贬，但清正之名却传遍了朝堂之上。
到了万历二十二年的时候，浙江民变。
起因在于前礼部尚书董份，以及前祭酒范应期。
当时董份在浙江霸占民田，已是一方暴富，在严世蕃时列举明朝‘福布斯排行榜’，董份就位列大明十七人之一。到了万历二十年时，董份积攒钱财已是到暴富的程度。
当时浙江的百姓状告其侵吞家产的状书可谓是塞满了衙门口，这与当年海瑞到应天出任巡抚时，百姓们状告徐阶实有的一拼。
当时范应期也是如此民怨极大，当地知县迫于民意将祭酒范应期抓起来，结果范应期上吊自杀。此事被董份知道于是指点范家上京告御状。天子降旨将查办此案的浙江巡按，乌程知县问罪，一个被戍边，一个被革职为民。甚至连推举浙江巡抚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及浙江巡按的左都御史都牵连问责。
此事一出，浙江官场震动，有范家例子在前，谁也不敢再查办董份。
但是孙丕扬也是硬骨头，愈挫愈勇，当即派袁可立出审此案。
在有前任的前车之鉴下，袁可立要彻查此案，可谓背负压力极大。
董嗣成是林延潮同年，且他任礼部郎中时，与林延潮交情也是很好，何况申时行屡次来疏要求林延潮，以及沈一贯关照董份。
林延潮也是写信给袁可立，让他手下留情，放人一马，但袁可立却是没听。
至于沈一贯之言，袁可立更是不理。沈一贯大怒之下放话要找袁可立麻烦，哪知孙承宗站出来替袁可立宽解。沈一贯顾忌孙承宗皇长子讲官的面子，这才含怒收手。
因为此事，董份及长孙嗣成、次孙嗣昭先后过世，最后其多年侵占的民田也是大半还给了老百姓。
当时袁可立在浙江任官时，正值倭寇来犯朝鲜，当地官员‘过度紧张’，不少豪商被衙门无故安上通海通倭之名。袁可立却不冤屈一名百姓，经过详查平反了不少冤案。
因为这些政绩，作为当初力荐袁可立的孙丕扬，也是毫不吝啬，以天下官员政绩第一的名义将他举为给事中。
袁可立离开浙江后，浙江百姓可谓是沿途相送，同时还以两百年来唯一一位推官的身份入苏州名宦词的官员。袁可立到了京师时，天子也是破例召见。
也许是年少得志，袁可立有些没有把握分寸。
当时一位御史因事触怒天子，沈一贯遂上意，要将此人廷杖。结果引起了几十名科道言官一起赶到文渊阁，求沈一贯相救。
沈一贯满口推脱说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皇上的意思啊，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
当时袁可立新官上任，在末座笑道：“这不是皇上的意思，而是相公不肯相求耳！”
此言一出，所有御史们都是惊呆了。唯独袁可立夷然不屑，在众人面前为御史叫屈。
沈一贯连连冷笑看了袁可立一眼，对左右问道：“这末座白皙者何人？”
沈一贯知道是袁可立后，于是新仇旧恨就连着孙承宗一并算上了。
而这一次袁宗道，陶望龄为孙承宗喊冤。从帝党的角度而言，沈一贯肯定是要站在天子一边，而不是皇长子一边，所以他趁势以退为进，重新祭起了王锡爵的老套路向天子辞职。
天子出于‘挽留’沈一贯，当即下令重责！众所周知，也是天子向来的习惯，在争国本之上，他于罢免官员或推迟皇长子出阁读书之事时，但凡有言官出来为罢免官员开脱或反对他的决定，他都是会在旨意上写一句‘激奏’，‘激朕’。
于是袁宗道，陶望龄此举当然就是‘激朕’。
先是讲官邹德溥，他其所居为锦衣卫千户霍文炳故居。后被人告发邹德溥私藏霍文炳的金子，然后为东厂所劾。邹德溥被革职并追赃。
然后就是上养正图解的焦竑，在去年顺天乡试之中，焦紘作为副考官。
而事后有人揭发说焦紘取中数名考生‘文体奇险荒谬’，肯定是暗通关节了，于是被贬为同知。
邹德溥竟然私藏一名锦衣卫的黄金然后被东厂揭发。考生有问题，焦竑作为副主考被问罪，主考官却安然无恙，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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