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男方和女方差不多把过日子的东西都准备好。
再之后，也就到了筹措婚礼的阶段。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婚礼实际上比结婚证更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公示的行为。
要没有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仪式，大家可不会认为新婚夫妻就是正式夫妻。
哪怕是物资极为匮乏，没有酒席，只能给来宾分点糖块和香烟的特殊时期。
哪怕是结婚提倡“不请假，不送礼，不铺张”，祝福最多送点生活用品的移风易俗年代。
也一定要举办这么个仪式，绝对不能缺少。
甚至就连家里的老人也不会允许已经领了结婚证，却没“办事”的一对新人住在一起。
这就是结婚仪式在我们国人心目中的位置。
那么可想而知，等到改革开放之后，当民生经济日益得到好转。
老百姓的婚礼，也必然一天比一天变得更隆重，重新讲究起排场来。
毕竟是人生一辈子的大事，无论男方女方，谁不愿意风光一回？
于是自然而然的，宴请得到了恢复，新人的衣装变得体面新潮，接亲的过程也越来越热闹。
唯有婚礼的仪式一直没怎么变样。
仍旧主婚人和领导讲话，新人给父母鞠躬，给来宾点烟敬酒的几个程序而已。
顶多最后再让年轻人们闹个洞房也就罢了。
说白了，我们的老百姓对待生活的态度永远以实惠为主。
大家真正在乎的，只是婚礼提供的娱乐性和大吃大喝的机会。
至于说到1982年的具体情况。
人们已经开始与用三轮车、自行车接亲的方式挥手作别了。
再不是七十年代那种，仅靠八辆自行车就能撑起场面的年代了。
婚车水平有了显着提高。
有关系的，通常会托朋友找关系，借来汽车充门面。
没关系的，也会自己花钱雇请出租车，奢侈这么一回。
像当初边建军和李秀芝结婚时能那么体面，就是宁卫民参赞的功劳。
否则边家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这小两口恐怕到现在还不知道做小轿车是什么滋味呢。
当然了，对张士慧来说，无论怎么样都不是难题。
他虽然没有个好爸爸，可腰里横啊。
花几个钱儿包下几辆出租车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完全不在话下。
另外，他做生意结识的社会关系也不老少，属于路子野的那种人。
他结婚的大喜日子，弄来几辆接亲的小车，这些朋友没人会推脱。
不过也得说，恰恰就因为张士慧的情况比较特殊，社会朋友忒多，自己家亲戚少。
他的婚宴该怎么办，倒是有点让人难以决断了。
因为首先，像普通人家那样，搭大棚，自己请厨师，在自家的大院里面摆酒席，前前后后可不少事儿呢。
太琐碎，太耗费精力。光凭张士慧自己可玩儿不转。
而他的父母在大西北需要保密的军工企业工作，请假不易。
能提前两天动身回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就已经和不错了。
根本不可能帮上什么忙。
所以说，打一开始，张士慧就打算找个老字号的饭庄子包桌办喜事，又排场又省心。
可惜实际操作起来，却没他想象中那么轻松。
意想不到的麻烦出现了，有钱居然还花不出去。
敢情这年头还没有什么人有能力在饭馆里办婚礼的呢。
当时京城又是服务业跟不上返城大潮的时候，无论吃喝住行都是人满为患。
根本就没饭庄子的经理愿意接他这业务的。
一来是，人家觉得那么多人一起来吃饭，大张旗鼓的伺候着，忒累得慌。
无论是后厨还是服务人员都不会乐意，何必让职工们对自己心生不满呢？
二是就是当时的人某些观念还是没转变过来。
许多人都认为为了俩人结婚把散客拒之门外，是有一定舆论风险的。
万一碰上哪个顾客较真儿，或者再碰上那个记者多事，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
结果就为这个，张士慧他跑了好几家问，都是白跑，人家都以安排不了回绝了。
好在重文门旅馆跟便宜坊烤鸭店有联营合作关系，张士慧倒是在自己单位说得上话。
可这么办的话，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因为既然在单位的饭庄子办喜事，那领导、同事、别的部门的熟人，个个都不能拉下。
本来邀请的客人就已经不老少，这一算下来，至少得备着四十桌啊。
这是什么场面？
刘炜敬的父母之所以摇头，是纯粹替张士慧心疼这笔钱。
要知道，这年头摆喜酒都是赔本买卖，摆酒席越多越吃亏，收不回多少礼物。
按五十五一桌包席算，光酒席钱就得两千多块。
那真是白白的得扔台大彩电啊，再能挣的人，也得心疼啊。
而张士慧所含糊的是这场面太大了，觉得自己有点HOLD不住。
虽然他不怕花钱，也想要在人生最重要的日子里露露脸，好好大办一场。
可他不傻啊。
跟宁卫民混得时间长了，他也懂得财不露白的道理。
这么大张声势的婚礼要是在别的地儿偷偷办了，倒也无所谓。
由于他请的人除了亲戚，都是有利益关系的朋友，和真正有交情的同事、同学。
没人会琢磨他钱的来路。
可要是落在单位领导和不能交心的同事眼里，那就不一样了。
他认为肯定不少人会心生嫉妒和猜忌，然后就会琢磨某些事儿。
这要没有个合理的借口，必然后患无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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