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大家年年都过春节，可很少有人知道，至今为止，“最早的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就发生在1966年的1月21日。
而“最迟的春节”是两个并列冠军。
分别是1920年的2月20日，和1985年的2月20日。
最早和最迟之间，几乎整整相差了一个月。
然而根据历法计算，这仍不算是极致。
因为农历不进行人为调整的话，实际上2319年2月21日，人们才会迎来真正的“史上最晚春节”。
这么一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目前已知的最早春节和最晚春节几乎都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内。
这也就是说，宁卫民的一生里，既赶上了1966年最早的春节，也巧合的遇到了第二次发生的最迟春节。
这实在是一件相当有幸的事儿。
或许，这种两极差距，也可以看做“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也同样符合宁卫民本人在发生的人格转变。
同样有意思的是，作为乙丑年农历新年这个特殊时间点播放的电视剧，《八仙过海》这四个字也如同算命一样的准，恰如其分的概括了这一年的特点。
要知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1985年其实已经走到了改革的重要关口，走到了不得不闯价格关的关键时间点，自然就成了许多人不甘寂寞，各显神通的一年。
不过反过来也得说，1985年也一样是各种价值观冲撞、缠绕的一年。
在各阶层中，价值的失衡和迷惘也不可避免，同样是令人感到忧心的现象。
就拿个体户来说吧，他们赚钱归赚钱，如今的万元户甚至已经不够看了。
最先干起来的一拨人，有了几年卖方市场的积累，手里趁个十万八万的主儿不在少数。
可也正因为这样，就如同本年度1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专业户今天的怕》中所阐述的那样，个体户们对政策风险的顾虑也越来越大。
没错，国家改革开放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确定的。
可发展到什么程度，允许怎么做，还不清楚。
个体户们的生意已经做到这份儿上了，想要往大了继续做是惯性。
可前景偏偏看不到，心里着实害怕呀。
雇工不能超过七个人的警戒线，就像吊命绳一样，牢牢的勒着个体户们的脖子。
但要说不往前走了，就这么老实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不会甘心。
所以对于个体户们来说，这种心态上的压力特别大。
比起资金的压力，体力的压力，还要大的多。
于是乎，这种矛盾的心理，也就导致了一些特殊的商业现象出现。
1985年的1月，五六个浙（将）人头一次来到了京城。
在老家，他们都是做布料批发生意的。
除了每个人身上都带了万把块钱不等，他们还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因为老家的“台会”倒了，有些人又眼红他们做生意做得大，借机落井下石。
他们便不得不带着仅有的资产来京避祸躲债，顺便找找发财的路，看看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些人的思路很简单，小地方的人少，生意不好做。
只有大地方，走的货量大才能迅速挣到钱，把在老家欠下的债务给还上，所以他们就相中了首都。
不用说，他们来京后的第一件事儿肯定就是找经营场所。
他们有的人相中了大前门，有的人相中了虹桥。
这两处，此时都有了一些绿铁皮的散摊儿在招人，是政府为促进搞活经济设置的。
这些浙（将）人就主动跑到了工商局去问，“外地人能不能来？”
工商的人回复，“外地人可以租，但得有外出证明。”
几个浙（将）人常年做生意的，这个证明自然是有。
只可惜当他们拿出来后，却发现因为一个小小的偏差，并不管用。
因为他们的证明抬头上写的是“外省”，而不是“京城”。
工商的人说，差一点都不行，必须回去重开。
就为这个，几个人发现没法在城里做生意了。
这地方再好城里管得严啊，这不成。
于是大家一合计，他们都是躲债出来的，哪儿敢再跑回去？
恐怕必须得去偏僻的地方才行。
还是城外好，真要有个万一，比如说日后生意做大了挨查或者有了纠纷，要跑也方便点。
为此，他们就随便上了个17路车，乘了几站在木樨园下车。
说实话，完全是随机的，就是从公共汽车里看着房子已经变成了农民的瓦房他们才下的车。
下车后，他们也是边走边问，先找到了海户屯4号。
没想到误打误撞，运气不错。
一进去就是个倒服装的仓库，那是个京城个体户租的。
再一打听，房租也不贵，差不多十平米才五十块的月租。
只是人家房主说这儿没地儿了，又给他们介绍到九号。
就这样，挨个传来串去，这五六个人当天全在海户屯租着了自己需要的房子。
没有人能够想到，他们在这儿落户，一待就是几十年。
更没有人会想到，连他们老家的亲戚朋友们，在往后的十几年里，也几乎全都跟着迁到了这里做服装生意。
就因为一个抬头的限制，就因为出于对政策管理上的恐惧。
不敢进城做生意的这些人，无意中促成了日后京城无人不知的京南服装批发市场——“浙（将）村”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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