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因为三轮车比洋车更快捷，更舒适，更省力气。
另外一个，也有日本人有意推行的原因。
因为这东西是日本人在洋车和自行车的基础上改造而来。
小鬼子多坏啊，你看他前脚儿给你来个军事侵略吧，后脚儿就又给你一个经济占领。
抖机灵抖得多是地方！
就是吃相难看得很，永远改不了一股子下作的市侩气。
至于说到当年京城最知名的造车厂。
一个是在东华门大街路南的“懋顺车厂”，另一个就是西交民巷的“起顺车行”。
很可惜的是，虽说是造车厂，但这两家，实质上都是由木匠、铁匠组成的攒车作坊。
并没有什么现金的设备和原料。
除了木料、油漆坐垫、靠垫、车篷子是造车厂自己弄以外。
连打铜活什件的铜，也得向日本洋行去采购。
像内胎、外带、车条、滚珠、轴承、弓子、手铃、脚铃、喇叭等重要零件更是如此。
北平沦陷前，这两家车行是从英国人、德国人那里定购的。
“七七事变”后，他们全得向日本人购买。
所以呀，别看就这么一辆洋车，售价可要一百多大洋，贵的时候小二百。
而造车厂赚的却不过是七块八块的而已，最好的时候也就十块二十的。
这就是当时咱们民族工业水平啊，那真是太寒碜啦。
不过也得说，咱们的人更懂得享受，过去的手艺人活儿也好。
攒出来的洋车和三轮车，经过几度改进，无论舒适度还是外观，都比洋人自己造的要好。
像当时的车厢，里头讲究的是软包带靠垫，而且带仰角，这才能靠着舒服。
箱体得是软木料，外边还得封铁皮。
由车厢周边起，卡三道白铜线，一直到车簸箕为止。
这样的车配上邓禄普的车胎才稳固防震啊。
人坐在里面，即使路况再不好也不会颠得受不了。
另外车厢后还安有铜扶手，备车夫及专门“搡车的”手握之用。
真遇着陡坡，一人蹬一人推，一样能让你舒舒服服上去，安安全全的下来。
最后，还有些附件的添置，对各种天气的考虑简直周到极了。
像车篷的条楞一样要包铜活，而且是带胳臂肘的（即支子）。
上铺水笼布的车篷子，前带大帘一块。
这样可随时收放，以供遮风挡雨。
车左右挡泥板和扶手，也都要包白铜活儿。
还要安车灯各一，可供夜晚照明。
车垫、车靠，讲究的是白布镶红布边，车脚垫得是长方形织花小地毯。
最方便的是，还得有东洋脚铃一个，踩一脚，就能随时招呼车夫停车。
那想想看吧？
这种手工业与工业化结合的产物，是一般人能攒出来的东西嘛。
你就是去永久、凤凰、飞鸽这些自行车厂，把这些大厂的高级工程师都给提搂来。
凑在一块堆儿，他们也照样做不出这样的车子来。
这种拉客的人力三轮车呀，要是讲究美观，讲究舒适，讲究历史的原汁原味。
那还就得找过去造车厂的老人儿才行。
这样的玩意除了当年的人，可没人懂得怎么弄。
可偏巧呢，罗广亮和小陶找到的孙师傅，就是当年“懋顺车厂”的铜匠。
老师傅从十四岁学徒到出师，在“懋顺车厂”干了有小二十年。
而且当年教他手艺的师傅，还是以前安定门“永成”的师傅。
说到这，再额外提上几句。
京城的铜活儿那可是金工艺术里的一个分支，在历史上相当出名。
元明两代，京城的铜匠有两件最露脸的话儿，一个京西卧佛寺的卧佛，一个是明朝的宣德炉。
当然，这两样，开办于清中期的“永成”是没赶上。可“永成”也不孬啊。
这家山西人办的“铜作”，可是专接宫里的活儿。
像近代故宫的铜门狮，颐和园的宝云阁铜亭，都有“永成”的充分参与。
因此孙师傅也算是师从名门。
无论铸制和打制两“功”，还是镶嵌、焊接、镀金、錾雕、花丝、着色、打磨这些技法，他学得都是京城铜作里较高的水准。
到了解放后，因为手艺出色，孙师傅作为从造车厂少数直接被选拔进“金属工艺厂”的匠人。
甚至他本人还有幸参与了京城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之一——军事博物馆楼顶军徽的打造。
这可是当年不得了的壮举。
因为别看从地面上看那军徽不大，但如果把那玩意“搬”下来看，那就大得不像话了。
实际上这个军徽加上插座儿的尺寸有八米高，直径是六米。
整个是用四毫米厚的铜板，分段打制成的。
军徽上有许多麦粒和麦芒，得靠铜匠们用铁锤和钢錾一点一点儿敲，然后鎏金，再组装在铁架上。
孙师傅他们总共几十个工匠，就凭着几十双手，把那军徽打造的精细入微，看上去如同浮雕。
这在世界范围都堪称首屈一指的绝技。
想想看，就这水平，孙师傅要再捡起当年造车厂的那点小活儿还算事儿嘛。
这就跟张大勺想要随意做俩小凉菜儿下酒差不多一个意思。
所以说，孙师傅挑头，拉着自己过去车行同事的几个老哥们，一起做出来几辆三轮车可太精致了，太讲究了。
几乎完全复原了当年“懋顺车厂”最高档的车子，是一点不带走样的。
尽管做这种车，费工、费时、费力。
制作周期长，铜作、木匠、漆工、机械工都得用上，得好几个人合作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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