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然后挽着63岁的太太艾达的手，两人走到甲板上的一张藤椅坐下，静静地等待最后的时刻。
张楠自问做不到斯特劳斯夫妇那样的高尚，至少现在做不到，或许自己到了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有可能做到，但现在绝对不可能能像他们那样坦然赴死。
自己不是什么高尚的人，甚至就不是个好人，这个有自知之明。
话题有回到6名华夏船员身上，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就是悲哀，意大利人火了，英美媒体立刻歇菜，而当时的华夏呢？
辛亥革命刚搞完，华夏大地还自顾不暇，英美媒体抹黑华夏船员那是没有任何顾忌，压根不用担心发生抹黑意大利人时发生的那种事。
而且也不可能有目击者为6名大难不死的华夏船员说话，1912年4月21日的《纽约时报》还披露过：为防止生还船员向外界透露海难发生时的实际情形，白星公司将幸存的船员都隔离到一艘船的底舱，并派武装人员严加把守，还勒令船员“别做声，否则将丢掉白星公司的工作！”
不过抹黑他们的这些事，6名获救的华夏人当时应该不知道。
因为泰坦尼克号上获救的人，先是被送到一个叫达埃利斯的岛上，然后才被送往纽约。美国当时有排华法案，6名华夏船员不允许进入美国，所以第二天他们就离开了，上了另一条船去了古巴，继续他们的船员生涯。
除了6名幸存的华夏船员之外，所有其他获救的人都被允许进入美国。美国媒体当时敢这么猛造他们的谣，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反正他们正在去往古巴的船上干活，根本不可能知道美国媒体怎么说他们。
就算知道，估计也会因为不怎么精通英语，而无法辩解。
最关键的是：当时压根就没人会找他们！
这时威廉就在说：“造谣最高潮时，很多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虽然根本不曾和他们见过面，也都声称自己‘目睹’了他们的‘卑劣行径’。
当时种族主义倾向极度盛行，不少人出于这种心理，哪怕没亲眼见到，当人问起时也会很自然的‘政治-站队’，反正当时华夏贫弱，就算造谣造到天上去，也不会有人找上门。
不让上救生艇，自己凭着本事在极度危险中设法逃生，还要被很多人说成是坏人，还不允许进入美国。
这不公平！很不公平！
至于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又是用了什么办法在海难中逃生，对当时很多英国和美国人来说既不重要，也不值得关心。反正在这些人看来这8个华夏人中有6个活了下来，仅此就足以证明他们是坏蛋，进而还可以证明所有华夏人是坏蛋，很符合种族歧视和排华法案的需要。
艾伦先生、卡梅隆先生，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我们三人真心希望能进入这部伟大的电影的制作当中，还历史以真相。
为此，我们三人已经做过协商，担任顾问期间可以不要一美分的报酬。”
张楠点点头，道：“又有三名正直的人加入进来去还原历史真相，这是我的荣幸，不过报酬还是要给的。
从今年开始，每一位一年10万美元顾问费，每年增加10个点，直到影片上映。
而且，三位，还有卡梅隆先生，你们将获得我和我家人的友谊。”
每年10万美元额外的顾问费用，对三名原本就有正当职业的历史专家而言也都是一笔很大的收入，而获得友谊，这话就牛叉了！
是呀，不说其它地方，几乎整个华尔街的人就都希望获得艾伦先生的友谊，这句话比《教父》里科莱昂说出的还要牛叉。
只要运气不是太糟，对这四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有艾伦先生家的友谊，那就是妥妥的几百年的繁荣。
当然，这也需要付出代价，就像《教父》里说的一样，别人给了你友谊，那你也要付出自己的忠诚——不是保镖们的那种忠诚，而是尽心尽力为张楠服务。
这些对卡梅隆和三名历史专家而言不是为难的事，理所当然的工作而已。
最后，艾尔弗雷德又说到了那个船上唯一的日本人：泰坦尼克沉没后，一个英国乘客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日本人粗暴地推开别人，强行乘上救生艇。
当时泰坦尼克上唯一一名日本人名叫细野正文，当年他得以逃生，但至死都背着“卑劣的幸存者”的恶名。
1912年时细野正文是日本铁道院的主事，也有记录他担任运输大臣的，正在欧洲考察铁路网。在俄、英研修考察后，从英国搭上开往北美的泰坦尼克号。
4月15日1点40分，最后一艘救生艇正被放下海面，传说这时细野正文男扮女装，冒着被水手们打死的危险，爬上了载满妇女和儿童的救生船。
这是最恶毒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推开别人，自己跳上了救生艇，之后混迹在一群妇孺儿童之中，捡回了一条命。
谁让就他一个日本人，活下来了，那存活率就是100%，而且那时候的日本也还不是一战后的日本，和欧美列强还不能比——后台靠山还不够硬。
不管哪种情况、事实如何，欧美男人活下来没人谴责，你个东亚日本人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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