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这些年高句丽跟幽州不断有经济往来，对大行城这座城市的改变是最显着的。
随着这座城市商业贸易的繁茂，周围百姓哪怕一开始还勤勤恳恳的种田。
但当他们发现幽州那边直接运输船只过来出售粟米，对人多地少吃泡菜的高句丽来说，至少北方的粮价直接就被冲垮掉了，甚至随着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
不过，有一点必须要提，小农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不强，但它的韧性是很强的。
比如，如果百姓真就死守着自己的田地不去追逐利益，那低价粮食会影响他们的收入，但是不会让他们走入到绝境。
因为农村社会跟那种城市中，直接以货币直接计算价格的社会有很大不同。
他们很多都是用以物换物的模式，比如我拿你家一个萝卜，你拿我家一个白菜什么的。
所以，如果高句丽守着自己的良田种田，虽然生活会有影响，但有个下限保障的。
这点也许大家在疫情期间的时候会有所感觉，整个城市的保障体系大而脆弱，但是农村的保障体系小而五脏俱全。
至少真出了什么事情时，你待在农村至少少不了吃的。
但人活着也不只是为了吃啊！
尤其当一个人因为采集人参，交易给大唐的商队而发了财，最重要得是从大唐商队中卖了人参钱，能直接在大唐的商队中换到粮食。
这一进一出，他们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自己财富的增殖。
种植一年田的收入都比不过自己找到人参去跟大唐交易的财富，这还怎么让人有心思留下来种田啊。
很快，高句丽的百姓便荒废了土地，开始漫山遍野的寻找人参或者鹿茸，甚至很快便有人点起人参种植技能，毕竟只要有钱赚，那人们就会开动难以想象的创造力。
这些事情高句丽基层的官吏当然是知道的，但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欺下瞒上，报喜不报忧。
他们身为政府，很快就无师自通的找上了大唐，表示愿意自己做这个中介，尽可能低价吃下大唐粮食，同时又以行政命令向当地百姓收人参，他们想要赚取这差价。
同时，因大量购入低价粮食，所以当地上交给朝廷的税收就越来越高，对当地官员来说，能超额完成任务，至少能让自己的仕途更加平稳。
对这些官员来说，过程怎么样的并不重要，完成上级的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一瞬间，一个高句丽官员高兴，高句丽政府满意，高句丽百姓认可的模式，就这么在高句丽的土地上诞生了，在这个过程中仿佛谁都赚到了，谁都没亏。
只不过百姓到底是短视的，或者说任何一国的底层百姓都是短视的。
因为他们的生存资本不足以支撑着他们规划太过遥远的计划，愿意供养一个孩子读书，再然后让他们成为公务员，就算是一个正常百姓所能想到的最长远规划了。
而这也是华夏的科举制贯穿了千年之后才形成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集体意识。
当然，也有些人以孔乙己自嘲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读书全部都喂了狗了。
大学的文凭成了孔乙己身上的长衫，但实际上孔乙己身上的长衫不是问题关键。
问题关键是那时候没科举制了，所以孔乙己身上的长衫成为人们嘲笑的旧时代产物。
否则哪怕孔乙己是一个穷秀才却也轮不到那些苦力来嘲笑，甚至一不小心中举了呢！
但在现代，虽然考公这条路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这条对所有读书人的道路还在。
只是你不想承认，在学生时你不是最优秀的那个，现在进入社会你更不是最优秀的。
所以感觉自己十多年寒窗苦读全部都没有意义了，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你到底后悔得是你寒窗苦读的十年，还是后悔你虚度光阴的十年，或许你除了身上的衣服，真的是一无所有。
而对高句丽本地百姓们来说，他们甚至连供养自己的子女读书的意识都没有。
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哪怕有田地，都过得比华夏的佃户要来得辛苦。
现在这些高句丽本地的百姓，发现只要能找到人参，割取鹿茸，就能让他们获得远远超过耕种所带来的利润，他们怎么可能不去。
毕竟他们发现市场上的粮食价格真的不高，自己想要买也都能买得到，而且这样的环境也不是今年才开始的，而持续得相当的长久了，这就让百姓们放心，绝对不会出什么事。
百姓的目光能够计划一年就很不错了，超过一年的计划，百姓们根本就做不了。
至于三十年以上的房贷什么的，只能说，你要确保这辈子不会出现任何的风险，否则只要一出现，你上半生的努力基本就都打水漂了。
所以，以大行城这可以说是现在高句丽最富有的城市为核心，周边种田的百姓已越来越少，但高句丽本身却丝毫都没觉察到。
时间流逝，大唐的战车，也随着冬天到来开始重新启动起来。
比如房玄龄原本还因为母忧罢职，但李世民很快便在十月份时夺情让房玄龄恢复本职，并且有意的给房玄龄安排各路副手，让房玄龄开始接管整个朝廷的政务。
李世民需要确保在自己离开长安后，房玄龄能维持住整个长安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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