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多民族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由于汉族在文化和技术上的先进性，经常呈现出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即“汉化”的现象，如辽代契丹、奚的汉化，以及从唐代就已开始的渤海的汉化。但事情不可能总是单方面的，在各民族之间密切接触时，“汉化”现象往往也伴随有反方向的运动，即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化内容，从而发生“胡化”，这种现象从上古伊始即有出现，一直延续到后世。
不过，在汉族的政治和文化力量远强大于其他民族时，进入汉族生活中的少数民族习俗、信仰等内容一般都会被消化并发生演变，纳入到汉族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因而很少给人以怪异或不合常理的感觉。可一旦当汉族反过来居于劣势的时候，这些外来的事物就会变得尤为引人注意，而接受了这些东西的汉族则会在其他汉族人眼中成为“胡化”的异类．．．
赵柽虽然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但是他前世的却也经历场变革。开放初期，仿佛一夜间年轻人的世界就发生了改变，街头巷尾都飘荡着‘靡靡之音’，大小伙子穿起了花衬衣，喇叭裤，戴着贴着商标的蛤蟆镜，留起了长发，小姑娘们染了黄毛，穿着超短裙、高跟鞋，抹着口红。这也可以说是因为开放，多年封闭的大门突然打开，外部的文化蜂拥而至，造成了一场始料不及的思想变化，按当时的说法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入侵。
当然这些肯定不会为受了多年教育的家长、老师和一些学者所容，不断被批判、堵截，甚至动用法律手段进行狙击，当年只因跳跳舞，亲亲嘴进了监狱甚至没了命的人不在少数，可依然难以阻挡这股思潮的蔓延。到了后来便成了社会的主流，人人都融入其中，反而将处于正统地位的思想冲的七零八落，逐步演化为一种不同于任何文化体系的新新人类，随着他们的成长，已经成为了时尚的先行人，主导着社会的演变。
同样，在宋辽时期，由于自身的心态和文化特征，幽云汉人既不同于契丹等少数民族，又不同于中原王朝统治下的汉族，并不固定倾向于任何一国，而是在北方各个政权的角逐中，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利益集团。造成其这种心态的原因，一是少数民族大量进入河北地区、造成民族混杂和当地汉族在文化特征上的少数民族化；二是辽朝对幽云地区长时间的统治，使其与契丹族密切交流，而与中原汉族长期分离；三就是北宋王朝中后期在对待幽云汉人的政策上存在严重失误。
辽代的幽云汉人就是这样一种‘胡化者’的形象。在平日的耳濡目染之下，幽云一带特别是幽州的汉族，形成了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似的剽悍尚武性格，“其人坚忍奇崛，包藏祸心，狡立凶谋，前有荆轲太子丹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由幽州等地汉族组成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猛劲头，经常令内地汉族惊叹不已，民族结构的变化，以及民族间交往的频繁化，逐渐使幽云汉族的夷夏观和正统观也发生了改变。
作为辽朝文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多的民族，在政治方面却受到歧视，而不能完美地融于辽、宋、金任何一朝政治生活之中，无论北方少数民族还是中原汉族，都不将其视为己类，使其在心理上边缘化于各民族之外。以往儒家文化极为重视的“华夷之辨”，在幽云汉族和少数民族邻居的来来往往中，愈发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他们已经不再把民族出身和正统性概念联系在一起了。相比之下，“实力”这一标准，在衡量“是否正统”的时候却反而比“民族”更为有用。
幽云汉人在人口、性格和文化程度上的优势，导致其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一个孤立而举足轻重的砝码，不随任何政权的主观意志而行动。当他们倒向某一政权时，就会使该方在斗争中取得极大优势，从而根本改变中国北方的力量对比。赵柽正是看到了这个特殊群体在以后战争中的作用，所以早在自己的计划初期便遣人渗入辽国，企图对他们施加影响力，而广丰堂只是经济入侵的一部分，现在正是展现实力的时候了．．．
夹山处于蒙古高原、阴山山脉东端，沙漠以北，属于辽国西南、西北两都招讨府，也是阴山南北地区仅存的未被女真人攻占的辽土。辽帝耶律延禧逃到这里，一方面是利用其有险可守的地理环境；另一方面企图留在自己的国土上，图谋东山在起。
在这里耶律延禧依然能得到临边诸蕃部族的支持，且西北边地又是辽国的战马储备基地，此时仍然拥有大批的战马，可以保障其扩军备战所需军民的供应；另外阴山中盛产黄金，辽国在这里设立了‘山金司’置冶采炼，是为辽朝的重要财政收入，可以为其提供财政支持；再者夹山地形险要，西及夏境，辽之云内，便于得到夏军支援，进可东出南下，进取失地，退可据险防御，坚守自保。
耶律延禧便想依恃夹山为后盾，胜则长驱挺进，败则西逃西夏。他能想到，女真人也不傻自然也能想到，再说他们身边还有个辽国通耶律余覩帮着参谋，所以辽军虽然不敢贸然进攻，但是为防患未然，在此也留下了一支部队占据了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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