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行携获胜之师，以及俘虏的张济士卒返回安邑之后，没有急于论功行赏，他知道自己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自己的地盘虽然一时间扩大了一倍不止，可是实际的实力，却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相应得到增强的。
比如说赋税、比如说军力，吃的依旧是河东屯田的老本，甚至乎河南生产、民生凋零，河内刚刚经历战事，这两郡都需要河东郡反过来赈济和派出兵马驻守。
为了收取河内的民心，阎行已经下令免除了今岁河内全境的赋税，而河南地，更是需要输送粮秣刍藁，供应当地的河东驻军，还有赈济境内的诸多流民。
这样算起来，阎行的实际实力短时间内，不但不是膨胀扩张，反而是因为地盘翻倍，在粮秣、兵马上变得有些拮据起来。
当然，按照严师等文臣对河南、河内两地的土地、人口测算，河内郡受兵灾程度还不算严重，到了明年应当就可以正常征收赋税，同时依照傅籍征召民役，训练士卒了。
而河南地的恢复则要慢上许多，不管是从招抚流民、恢复生产上来讲，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就算是大规模借鉴河东郡的经验，实行屯田，初有成效至少也需要再有两三年的光景。
具备优势的是，河南地作为本朝的京畿地区，不管是阳渠水利，还是近郊田地，都是肥沃便利的所在，加上“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河南地借助着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也是发展河东池盐商业的好位置。
待到两三年后，阎行彻底消化、巩固了三河之地，那他的实力就将跃上一个新台阶，成为了一个能够与河北袁绍、关中李傕、郭汜这些势力全面抗衡的庞然大物。
而这些的前提，都建立在天时人和上，阎行相信自己麾下文武的军政才能，但也有一些事情，是不受人力所控制的。
比如说旱灾，如果说接下来的旱灾持续不断，那么不仅河内、河南两郡的生产、民生恢复会陷入迟滞，连同欣欣向荣的河东郡也有可能陷入到了饥荒的灾难之中。
幸运的是，今年八月份，终于开始天降甘露了。
虽然之前的农业损失已经无可挽回，各地的民生也不可能因为一场雨水就能够改善多少，但至少这是一个好兆头，特别是对于刚刚扩张了地盘领土的阎行而言。
携带着今岁喜降甘露的喜悦，阎行赶到了河内境内的野王。
张杨虽然消灭了，但不代表河内就平定下来了。
接下来，河内的士民以怎样一种姿态，来对待这些进入境内的河东兵马，关乎到了阎行对河内的统治根基。
为此，阎行需要亲自面见一个人，他就是常林。
常林年少尊亲面斥父友、在王匡手下解决自己的叔父、在上党协助陈、冯两家抵御张杨的袭扰，可以说，他年长之后的威名，全是抗拒在任的河内太守的强权得来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常林的名气，在河内的很大，不畏强权的事迹在河内的士民妇孺中广为人知。
阎行入主河内，不想重蹈前面两任太守王匡、张杨的覆辙，他们以强权刑罚、兵马刀兵来压制河内的士民，巩固自己的地位，虽然能够得一时安稳，但是长久的隐患众多。
河内衣冠逃离、黔首侧目，这就是张杨虽然坐据了河内这个大郡，却在短短时间内，就被来自河东的大军彻底消灭的重要内因之一。
他能依赖的只有那一支他带来的并州兵马，一朝战败失利，被河东大军打残，张杨就失去了所有翻身的机会。
阎行鉴于如此，已经决定了，要上表长安朝廷，以常林为河内太守，推行以“河内人治河内”的制度。
这虽然和桓帝时的“三互法”，即地方官员籍贯回避制度相互违背，但是阎行坚持“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念，依旧下定决心，在战后连续三次修书前往上党，邀请常林前来野王一晤。
身在上党的常林，思虑再三之后，就启程下太行陉，进入河内，前来野王与阎行相见。
究其原因，除了阎行信中所言的上表长安朝廷，请授自己“河内太守”一职之外，常林还有另外的一番想法。
他想要亲自来见一见这位近来在三河之地声名鹊起的平北将军。
与阎行在平定河东之后，才听闻常林在上党抗拒张杨剽掠兵马、拒绝并州刺史高干的事迹不同，身为河内名士的常林却是很早就听闻了阎行的名声。
只不过阎行的名声、事迹毁誉参半，让人捉摸不透，心生疑虑。
早在王邑当政河东之时，阎行就有“鬼校尉”的名声，有人说他平贼安民、国之干城，有人说他折辱、擅杀官吏、衣冠，骄横跋扈。
到了董卓伏诛之后，有人说他是董逆党羽，命在旦夕，结果长安遭难，他摇身一变，摆脱了董逆余党的身份，变成了河东太守、平北将军，还驱逐了王邑、平定了境内大姓豪族的卫固、范先的叛乱。
再到了当下，依然有人说他屯田安民，是保境安民的“贤太守”，也有人说他“聚谷厉兵”，野心勃勃，恐非并非是国家的良纯之臣。
这众多的流言传说，造就了阎行本身一个复杂难明的形象：他野心勃勃、好战跋扈，他体恤民生、折节下士，他兵逼长安、乱臣贼子，他保境安民、贤良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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