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十一年的全年工作除了国内的天下各州郡政务以及京杭大运河沿线工程进度以外，国家又有一项新工作。
那就是重新修缮在历次动乱当中损坏的经典书籍，并且为之前的东汉历史修史书。
这个工作在唐代李世民之前，并不是由朝廷官方统一进行筹备。
因为汉朝并没有一个专门修史书的机构，虽有太史公以及兰台令史两个主管历史的官员，但当时也没有为前朝修史的规定。
像司马迁修《史记》，班固修《汉书》，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等，基本上都是私人修撰。
比如班固在担任兰台令史的时候，受汉明帝的命令，只是让他记录一下从王莽篡汉，一直到汉明帝当政时期的历史记录，并没有要求他修西汉时期的史书。
但班固自己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有缺失，仅仅记录到了楚汉相争，后面的西汉历史全都没有记载十分不妥，于是自己私下修了《汉书》。
陈寿和范晔也是差不多的经历，两个人都是仕途不顺，屡遭贬谪。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三国志》和《后汉书》。
还有南北朝时期《宋书》的作者沈约，《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也是如此，他们都没有朝廷官方的背书。
而这些还只是公认比较客观真实的史书，位列二十四史。
民间私人修史不计其数。
甚至从实际角度出发的话，《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跟当时大部分私人修的史一样，属于民间修撰，而非官方正版。
仅仅是因为其记载比较详细，夹杂的私货较少，颇为公允，因此才被世人推崇为正史。
可即便是如此，这些正史当中的错误和漏洞也有不少，缺失的部分和没有记载详细的部分亦是数不胜数。
更别说从汉到南北朝时期，民间私人修史不胜枚举，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的史料记载都非常混乱，错误漏洞和夸大其词者非常多。
像同样是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的《魏书》，就记载了很多离谱的事情。
比如当时有个叫阳固的官员，是个有名的贪官，后来被打了老虎，但是在《魏书》的作者魏收笔下，成了“刚直雅正，不畏强御，居官清洁，家无余财”的大清官。
原因就在于，当年魏收能够当上官，接下写史的任务，阳固的儿子出了很大力气，所以，当时魏收就许诺，我会给你老爸好好写传记的。
而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魏收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于是写自己是汉初高良侯魏无知的第七代子孙。
然而从汉朝初年到魏收所在的北齐末年，中间的时间跨度是七百七十九年，将近八百年。
也就是说，他们家七百七十九年只有七代人，平均一百多年才繁衍一代。
同时又把尔朱荣制造的“河阴惨案”写成了大忠臣拨乱反正，说尔朱荣修德讲义，商朝的伊尹和西汉的霍光都比不上他。
这么离谱的记载当然引得世人愤慨，以至于唐朝修的《北史·魏收传》当中记载：“其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
因为得罪的人太多，死后被人把坟都给刨了。
可见魏收写的史书即便是被当时的人，也认为完全是在胡说八道瞎扯淡。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实在是过于混乱，不仅修史的人乱写，连朝政和民间也都是一团乱麻。
导致在隋唐时期被贬为野史的《魏书》，最后居然成为了二十四史之一。
不得不说，这是件很讽刺的事情。
但同时也证明，当时的史书记载完全没有规范可言。
连这么离谱的《魏书》都成为正史，那么其它私人修撰的史书，就更加不用说。
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建立。
唐太宗李世民有感于当时修史没有任何规范，民间野史不计其数，历史过于混乱等原因，于是开设史馆。
从那之后，国家才正式规范修史工作，李世民将史馆置于门下省，由宰相监修国史，为前朝编纂历史，成为了一项国家级的大工程。
但规范修史工作是唐朝的事情，汉朝还没有完善这方面的制度。
陈暮自然不会允许历史记载这么持续混乱下去，于是在兰台开设弘文史馆，广招学者，由太常主持整个修史计划。
所以这就有了今年朝廷准备大张旗鼓修史的计划。
不过蔡邕年岁已大，这个工作比较繁重，无法持续担任，便由他精挑细选，选了学生阮瑀、欣赏的后辈徐干、王璨等人为史馆尚书，帮他完成修缮工作。
除了修史以外，陈暮还主持了整个国家典籍修缮、整合、编纂等工作。
就如同朱棣修的《永乐大典》一样，他要把全天下的典籍收录进大汉国家图书馆里。
只是朱棣的《永乐大典》属于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没有任何确切的作用，放在仓库里起灰。
而陈暮这么做是因为董卓之乱对东汉的鸿都馆、兰台、辟雍馆、东观、石室、宣明、太学等藏书场地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需要重新恢复。
并且随着造纸业的蓬勃发展，纸张广泛传播，原来几乎所有藏书都是竹简，现在也要全部誊录到书页上，编纂成册，印刷成书。
将来这些书本会经过挑选，有些会变成课本，有些会变成学者研究用的典籍，还有些则成为丰富国家图书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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