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骜循循善诱地说：“引进火爆电影、贴片广告的机会不是每年有的，而且这门生意已经不让做了。但我有更好的办法，并不是所有广告，都要严格遵守传统的嘛，你做一点好事，让电视台，甚至是大量报纸媒体报道你，一样能起到广告作用，甚至更大。因为你是第一个这么干的。”
“有点儿意思，说清楚点。”韩婷也非常干脆利索，她只要听从了顾骜的计策，从来都是不墨迹的。
顾骜终于露出了贼笑：“我建议你，拿出个成本50万左右的产品、毛利报高一点，虚称100万，然后找几个铁路局捐献出去。就当是丰富人民生活、让更多老少边穷人民能看到新闻连播、帮助宣传国家开放成果。
具体监控方法嘛，你可以指定用途，让各大铁路局别把东西弄到领导家里，而是确保装到各个地级市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甚至门口。装好后，要求有关部门拍几张实际投放状态下的照片回来。”
顾骜的说法，已经可以尽量防止截流挪用，如今的人思想至少比20年后纯洁些，胆子也小。外商戴帽子过来的物资，敢明目张胆截流的不多。
就算有，只要是少数，顾骜也认了。
因为这几十万花下去，绝对比正儿八经渠道的广告，效果要好得多。
各地报纸肯定也会作为政绩疯狂吹嘘的，比如“我市火车站惠民项目如何如何、与民同乐如何如何、送电视下贫困市如何如何……”
如今的地方新闻本来就少，记者们都愁没大事儿填满格子呢。
韩婷暗暗觉得不错，却也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办法是不错，但怎么总觉得你另有企图？你小子不会连我都算计了吧？不然你都把汉乐的股份抛给我了，还帮我出谋划策？”
顾骜也不想瞒着韩婷：“我确实也有一点点私心，但总的来说，绝对是你得到的好处多——我是觉得，暑假结束之前，我投资合拍的《沪江滩》，就要在内地上映了，首映看到的人民太少，我也觉得惋惜嘛。能让更多偏远贫穷地区的人民丰富精神生活，这总不是坏事吧。
而且我有自信，央视在看到我的节目的收视率、尤其是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读者来信数量，肯定会多重播几次的。”
顾骜虽然有抢占空白品牌心智的想法，但毕竟是做了好事，各方都捞了好处。
至于央视“看到收视率”后决定多重播，只是顾骜随口说的。
如今央视不管放什么东西，只要是黄金时段，收视率70%以上都是轻轻松松，凡是有电视机的，几乎没有舍得不看的，节目再烂也看。
所以决定重播的最主要因素，还是观众的来信、来电这些反馈。
韩婷斟酌再三，终于决定采纳。
她也一事不烦二主，直接让顾骜给她说些操作层面的细节。
顾骜一边回忆着前世看的堀北真希《乌梅酱先生》、结合如今的切身体验，分析道：
“要在站前广场和候车大厅里看电视，区区十几寸的屏幕，让人隔着几十米围观，根本看不到什么。电视机尺寸再大也也没用，充其量只是一个影影绰绰的印象。
所以关键是要给电视机配很大功率的音响，而且最好分不同位置放好几个。靠BGM和台词来让观众感受氛围。
说白了，还是免费广播时代的传媒套路，只不过比广播稍微多了点辅助脑补的提纲性画面。毕竟视觉信号的共享性太差了。不如大功率喇叭，随便一吼让整个体育场几万人听见都很轻松。”
“行，这事儿我下个月就开始操办。”韩婷也是懂点儿宣传理论的，听了深以为然。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30年代电视在西方就出现了，却整整20年都没能成为大众传媒和宣传工具、罗斯福和希特勒仍然在借助广播——因为广播是对受众富裕程度门槛最低的宣传方式，哪怕赤贫的乞丐，在街上一坐，照样能听到总统的“炉边谈话”或者元首的“意志胜利”。
同样的，很多人恐怕都没想到，一直到1985年为止，其实全中国合法收入最高的文娱传媒演艺界人士，是说书的单田芳老师。
人家早在1962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没上电台，光靠小场子走穴就能赚四五千一个月，有十几块劳力士手表。79年后上了电台，按收听率有奖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出的收听率奖励极低极低，但架不住最后统计上来有6亿人收听。（当时电台没那么多节目，会轮播。所以重播的时候你还开着收音机，会被统计两次。这是算法导致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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